各大銀行、證券公司、投行幾乎都有一個標桿性的人物配置，那就是首席經濟學家，他們懂經濟、懂政策，對於宏觀經濟形勢的熱點也有獨特的看法。為此，《經濟》雜誌開設【首席説】欄目，來聽聽這些首席們如何解讀當前熱點。

　　在大家都將目光集中在中國資本市場的起伏時，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未來，因為這才是國家發展的支柱所在。儘管 6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跡象，包括工業增加值意外地大幅超預期、信貸投放擴張、M2跳升、進口增速大幅回暖，但目前我國結構調整的陣痛仍在持續，仍面臨著一定的下行壓力。那麼，今年中國經濟會不會到達底部，貨幣政策將有哪些變化趨勢?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採宜。

　　貨幣政策應從“促增長”轉為“降利率”

　　《經濟》:自2015年以來，整個中國的貨幣政策趨勢就是不斷寬鬆，屢次降息降準更是印證了這一點。特別是在近期資本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後，央行再次被寄予釋放流動性的厚望。那麼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發生，人民幣會否面臨貶值壓力?在您看來，接下來的貨幣政策走向將呈現何種態勢?

　　林採宜:大量釋放流動性之後，直接效應就是資産價格上漲，之後是物價上漲，間接效應是貨幣匯率的貶值。在市場定價的前提下，任何一種貨幣，對內貶值都會導致對外貶值。所以説，在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推出、加息預期明確的國際環境下，人民幣利率下行和流動性寬鬆導致匯率産生貶值壓力是必然的。

　　《經濟》:您之前曾表示中國宏觀經濟和微觀數據之間出現了背離，在經濟轉型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下降。那麼這種現象會否一直持續下去?

　　林採宜:我個人認為，只要金融改革繼續推進，這種現象就會持續。2010年以來，隨著社會融資結構的多元化，人民幣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額中的佔比在不斷下降，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和GDP增速之間的相關性也在下降。這一方面和傳統行業資本回報率下滑以及資金週轉率下降有關，每單位信貸所能推動的經濟增長動能在下降，新增一單位信貸帶來的GDP增長效應也隨之下降。另一方面，也説明部分銀行寬鬆出來的流動性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與創業經濟、小微企業相匹配的不是低風險偏好的信貸資金，而是資本市場上高風險偏好的股權融資。銀行惜貸，企業缺錢，説明瞭目前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市場格局已經不適應創業創新經濟的成長模式，從金融改革的趨勢來看，大力發展多元化資本市場大勢所趨，銀行信貸資金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有所弱化，基於這樣的預期，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力也會相應下降。

　　《經濟》:對此，貨幣政策目標是否需要調整?

　　林採宜: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從“促增長”逐漸轉變為“降利率”，數量型政策工具讓位於價格型政策工具。

　　人口和制度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石

　　《經濟》:在以往採訪過程中，有一些聲音向我們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可能會觸底。那麼在您看來，中國經濟在今年觸底的可能性有多大?

　　林採宜:我個人認為，觸底的可能性比較大。主要是經濟結構方面，出現了一些比較可喜的現象，2015年上半年，第三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超過49%，達到半壁江山，而且，第三産業的增長速度達到8.4%，遠遠高於第二産業3.5%的增長速度，這説明，經濟結構的調整正在有效進行。此外，消費在GDP增長中的拉動作用達到60%，從投資拉動到消費拉動，也是經濟轉型，是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重要特徵;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速，尤其是低收入群體，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收入增長分別達到9.5%和9.8%，這是消費持續增長的基礎。

　　隨著消費逐漸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以及第三産業快速增長，中國宏觀經濟觸底企穩應該可期。

　　《經濟》:未來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根本因素有哪些?應該如何打通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的癥結?

　　林採宜:除了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以外，從制度層面看，智慧財産權保護制度是創業經濟的基礎，中國要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製造大國，必須有自己的矽谷，而矽谷的成功，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條件，即智慧財産權保護和資本市場的風險投資機制。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新一代産業工人職業素質的保障。當勞動力人口紅利消失之後，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能拼的實力不再是勞動力的低成本，而是高素質，而人口的素質來自於教育。

　　總而言之，人口和制度，是一個國家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石，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得益於人口紅利和制度紅利，未來仍然要依靠這兩個核心因素。

　　結構轉型，本質上不是打碎現有産業結構的過程，而是扶持新興産業力量，使其在市場上成長、嬗變成國民經濟的支柱，是新興技術、新興産業逐漸滲透、吸收、改造傳統企業的漸進過程。

　　《經濟》:中國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一輪的國企改革和“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仍然需要資本市場的助力。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未來經濟發展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關係?

　　林採宜:目前的國企改革還是以混合所有制為主，資本市場則是國企實現所有制混合的重要路徑，在政府職能轉變的大背景下，基礎設施投入需要社會資本的積極介入，而資本市場既給社會資本介入提供了股權、債權通道，也給社會資本的退出提供了高效渠道。此外，創業創新是高風險、高收益屬性的社會經濟活動，低風險偏好的銀行信貸資金基本無法滿足其對融資的需求，而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正是高風險偏好資金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