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風險，其中有政治風險，有市場風險，也有法律風險。政治風險經常是不可控的，特別是政局動蕩的第三世界國家，市場風險相對可控，但也瞬息萬變，只有法律風險是可以預知並預作準備的。

　　但是，很多中國民企走出去時，對所在國的法律了解並不多，以為憑著中國産品的品質、價格、服務等優勢，就可以在當地包打天下，一旦遇到法律風險，又因為文化傳統和法律知識的局限，並不願意花費人力物力去應訴，對法律後果又常缺乏清醒地認識，結果費了很大勁開發的市場輕易就被人家趕走。

　　因此，中國民企走出去，必須要有法律護身符。

　　中國民企在市場競爭中，往往借助於價格、行銷、産品、品質、服務等常規的市場手段，很少運用法律武器開拓維護市場，除非企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才會被動應訴。但在歐美發達國家，法律是企業經常主動運用的非商業競爭手段。你的産品通過價廉物美、服務週到等常規手段佔領越多的市場，你的麻煩可能就會隨之而來。在中國，有很多國外産品事實上擠佔了中國産品的市場，除了政府為了政治目的偶爾應用反壟斷等手段外，中國民企幾乎沒有主動向政府有關部門提起調查申請的。而在歐美，相關企業向政府要求調查某家企業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民企在走出去時，應該首先了解當地同類企業包括當地外國企業、同類産品的市場情況，了解所在國有關價格、市場份額、智慧財産權、訴訟等方面的情況，並預作準備。有條件的企業，可以聘請一家熟悉所在國法律事務的律所，最好是所在國的律所作為法律顧問，以備隨時諮詢。當然，企業在對自身智慧財産權狀態的調研、圍繞智慧財産權制定産品研發策略、産品上市前規避侵權風險等方面，也要虛心向國外同行學習、補上差距。

　　在歐美，一旦提起調查，其過程往往要耗費很多時間、費用和精力，對於不熟悉所在國法律的企業來説，難度確實很大。但一旦調查結果不利於中國民企，損失就會更大。有時會被禁止銷售、有時會被課以懲罰性稅率。中國民企發展到現在，走出去已經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必然趨勢，可以想像，圍繞中國民企的法律爭端會越來越多，回避是沒有出路的，只有迎面而上，自覺運用法律武器才有立足之基。令人欣慰的是，應訴的中國民企正在與日俱增，取得訴訟勝利的民企也越來越多，這為走出去的中國民企提供了很好的示範效應。其實，如果你早有準備，熟悉所在國的法律，代理律師素質過硬，提供的證據充分有力，採取的訴訟策略得當，如果能讓對方知難而退，或者能夠打動陪審團，不僅獲勝幾率大增，而且花費也不一定如想像的那麼多，訴訟也不是想像的那麼難。在面對法律問題時，民企切不可有畏難情緒，更不必被訴訟嚇倒。

　　歐美國家對於中國民企的調查，一般針對的都是在當地有影響的中國民企，但結果往往是所有生産同類産品的中國民企都要承受。對於單打獨鬥慣了的中國民企，能否抱團應對也是一個考驗。偶爾也有聯合起來共同應訴的案例，但這樣的事例還是不多。其實，國外企業針對中國民企的調查訴訟，很少有一家企業出面的，中國民企在應訴時，也應該聯合起來，在這方面，溫州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溫州人在國內走出去一個很成功的經驗就是成立商會，走遍中國，到處可見溫州人的地方商會和行業商會，走出去的中國民企可以借鑒溫州商會的經驗，也可以嘗試在不違反所在國法律的前提下，以類似商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平時聯絡感情、交流生意，遇到針對行業企業的調查時抱團應對，發揮各自的優勢和影響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訴訟勝敗，利益均沾。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遭遇智慧財産權、市場份額等方面訴訟也會越來越多，除了民企需要聯合起來，政府、行業協會、企業也亟須建立一個前瞻性、預警性的體系，更科學有效維護中國企業利益。對於政府來説，還可以建立智慧財産權援助中心，為廣大中小企業提供法律諮詢、資訊服務等。駐外使領館也應積極協助中國民企應對訴訟，民企也要積極與使領館溝通，獲取支援和指導。畢竟走出去不是一家企業的事，而是中國企業、中國經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