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關係主要是兩種特殊人群之間的關係

　　就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來看，政商關係包括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官員和商人的關係、政府和財團的關係、執政黨和特定企業的關係、工商界和政府的關係，等等。實際上，政商關係主要是指官員和商人這兩大特殊群體之間的關係。在與政府有關聯或需要政府支援的特定商務活動中，更是特定商人個體和特定官員個體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特定而具體的呈現。具象為特殊人群關係的政商關係，是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中涉及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目標訴求的一種表現形式，千萬不可被泛化和抽象化為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等之間的關係。只是因為特定商人個體背後是企業組織，特定官員個體背後是政府，人們極易將特定商人和特定官員之間的關係，泛化或抽象化為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一旦如此，就有可能出現因為個別官員或企業家的違法違規行為而指責政府、醜化企業家群體的現象，更有可能因此無法找到扭曲政商關係的病源，難以出臺科學有效規範政商關係的制度和舉措。

　　政商關係作為一種人際關係，需要必要的規則來維繫和規範。但由於官員和商人各自背後的使命和職責使然，政商關係又不同於一般的人際交往關係，更多表現為一種規制和被規制的關係。具體而言，官員要執行規則，商人要遵循規則。只是這些規則要以特定的商業活動為依託和規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政商關係就是官員按規則提供服務和實施監管與商人遵循規則開展經營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抽象化。只要官員和商人在各自的職責範圍之內按照相應的規則行事，市場經濟活動中本來正常的人際互動是難以被扭曲的。

　　“潛規則”會扭曲政商關係

　　人們一談起政商關係，看到的好像只是表像上的錢權交易和本質上的規則缺失。就連中國商界領袖亦紛紛對當前政商關係發出諸多感慨，從柳傳志的“在商言商”，到王健林的“親近政府，遠離政治”，馮侖的“離不開，靠不住”，再到馬雲的“一直談戀愛，始終不結婚”等等，從其中不難看出企業家的群體性困惑和期望。正是因為極少數官員的服務監管缺位、不到位，乃至亂作為，或是由於極少數商人期望通過非正常途徑去謀利，致使規範經營的企業家無所適從，甚而出現這樣那樣的思想認識。針對當前的腐敗形勢，有專家亦直言，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政商關係依然停留在“叢林”時代。同時，他們根據亨廷頓“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種表徵”的觀點推斷，這是“政治制度化”缺位在政商關係中的體現。在我看來，這是極為片面的誤判。本質上，“叢林”時代最大的特點，是因為規則缺失或失衡而導致“弱肉強食”。但是，我們看到的中國政商關係，卻是因為各種潛規則氾濫乃至盛行而呈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狀況。

　　規則亂用或“潛規則”盛行就會扭曲政商關係。有專家考察十八世紀的英國和十九世紀的美國，發現其政商關係腐敗程度，都比此前一個世紀和此後一個世紀更為嚴重。但是，根據這一比較結論，並不能認定政商關係與現代化轉型進程就存在某種必然聯繫。只是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沒有及時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對新的經濟社會階層人士及其利益表達加以有效引導規範，導致在臺面上“顯規則”和臺面下“潛規則”此消彼長的博弈中，臺面下遵循“潛規則”的秘密博弈勢必會大行其道，“以權逐利者”和“以利逐權者”就能找到各自的空間，扭曲政商關係，讓本應按照“顯規則”運作的政商關係走向困境。在如此政商生態環境中，儘管商人有時也能借助公權力謀得一些一時的好處。但是，終究會把自己置於從屬和被利用的地位。更為糟糕的是，這不僅會使市場自生機能萎縮，妨礙企業健康發展，而且會過度透支保障改革順利推進、社會穩定發展的政府權威資源，敗壞政風，損害全社會的公共福利。

　　（作者係全國工商聯研究室主任、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