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這裡要説明的是，除了以上四種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和腐蝕性的政商關係外，地方政府與企業形成的具有人格化的政商同盟關係，曾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被認為是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制度因素。這是因為，民營企業依靠與地方政府的人格化關係來保護産權，使得中國通過一個制度化水準很低的過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這種具有正效應的人格化的政商關係，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産物，在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進程中，也是要被非人格化的政商關係所取代的。

　　顯然，上述四種模式是高度人格化的政商關係，似乎離不開，但危害大、靠不住。因為，高度人格化的政商關係扭曲了市場機制：效率低的企業沒有退出市場，效率高的企業無法做大做強；企業依靠高度人格化的政商關係形成壟斷地位，限制市場準入、違反公平競爭、阻礙創新、降低市場效率、無視法治精神、損害社會公益，成為中國經濟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這種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政商關係之所以靠不住，還在於“一個官員”落網，帶出一批商人，而一個商人落網，帶出一批官員，終究逃不出法網。尤其是在加強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老虎”難逃，“蒼蠅”難飛。所以，揚棄人格化的政商關係，構建非人格化的新型政商關係，已經到了時不我待的時刻。

　　構建非人格化新型政商關係的條件

　　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深入發展，改變人格化的政商關係，構建非人格化的新型政商關係，具備了現實條件，正當其時。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為新型政商關係奠定了經濟基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快轉變職能，減少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干涉，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厘清，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重視的不是跑關係、找政府，而是尋找市場、創造市場，生産市場需要的産品，提供市場需要的服務；政府以服務為導向，依法行政，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提供公共産品，改變“越位”、“錯位”和“不到位”的情況，彌補市場失靈。既要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要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和企業間形成一種平等、獨立、合作、互補的政商關係。

　　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政府和企業行為規範化，為新型政商關係奠定了法治基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對政商關係而言，就是對企業和政府邊界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設法治市場經濟。就政府來説，法無授權則止。政府權力法治化，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同時，既要有權力清單，也要有責任清單；既要解決政府越位，也要解決政府缺位；既要減少事前審批，也要加強事中和事後的監管，逐漸完善權力追責制度。就企業來説，法無禁止則行。企業擁有明確和獨立的産權並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擁有充分的決策權，能夠根據市場資訊的變化自主決策；企業對自己的決策和行為負民事責任。企業行為法治化，將資本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在此基礎上，企業更重視法律而不是權力，更重視信用而不是關係。這種平等、獨立的政府與企業關係，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有利於法治中國的建設。

　　三是加強商會等市場組織服務功能，為新型政商關係架設橋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會、同業公會、行業協會等市場化的仲介組織，代表企業的利益，是政府和企業溝通的橋梁。這種制度化的集體溝通途徑，能夠降低溝通成本，提高溝通效率，有利於企業的發展，維護企業的利益，對於建構非人格化的政商關係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國，作為商會，工商聯有著更獨特的作用，是黨和政府聯繫民營企業的橋梁和助手。這意味著，工商聯不僅要代表企業的利益，維護企業權益，同時要維護黨和政府的利益，維護社會和人民的利益。這就要求工商聯更要以法律為準繩，依法行事，不僅要運用法律保護企業的利益，也要依法警示企業不法行為，維護社會的利益。而這兩者是統一的，最終都是有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進步，有利於法治中國的建設。當前，需要工商聯積極推動第三方評估機構的建設，整合各方力量，加強調研，為新型政商關係的構建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總之，構建新型政商關係，要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係。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法無禁止則行；對於政府而言，法無授權則止。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政商之間相敬如賓，而非勾肩搭背。無疑，這需要確實貫徹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和落實非公有制經濟産權保護的法律，構建“離不開，靠得住”的新型政商關係。當然，這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新型政商關係的構建與法治市場經濟的建設是同一歷史過程。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更需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使市場與政府的行為和關係運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長。

　　（作者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