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原主任、監事會巡視員李保民：

　　【宏觀·政策】新一輪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更重要

　　記者要多引導、多呼籲有利於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於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李保民

　　國資改革領域專家、國務院國資委監事會巡視員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國企改革問題接受了《中國經濟週刊》的專訪。

　　李保民長期從事體制改革和國資監管研究工作，曾任國家發改委體改所黨委書記、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採訪過程中，李保民提醒記者多引導、多呼籲有利於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正能量。對於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的國企改革，“意識形態比實操層面更重要。”59歲的李保民直言不諱。

　　改革方案為何推遲發佈

　　《中國經濟週刊》：國企改革方案是社會熱議話題，一再傳出將要出臺的消息卻遲遲未發佈，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何時有望與大家見面？

　　李保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一個由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牽頭，多個部委參與制定的“1+N”的所有方案。關於改革方案的公佈，時間必須服從內容。我認為目前正處於市場經濟初始時期的一種轉型攻堅時期，從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金融體制、投資體制都要圍繞基本經濟制度進行深化改革。這個時期對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要符合實際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經得起實踐推敲，審慎而穩妥地推進。如果各方認識達成一致，文件的出臺就會很快。

　　輿論關注改革方案的時間表，説明大家對改革的願望比較強烈和急迫，但我認為改革過程中的操作性的規範程式、建設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正確引導(的問題)可能比出臺時間本身更重要。

　　《中國經濟週刊》：新的頂層設計需要明確哪些新的問題？方案決策進程中哪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化統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産要素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包含馬克思説的土地、資本、勞動力這傳統三要素，還包括技術、專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産要素。對這些要素如何評估、考量，並作價入股，體現了方案設計者的智慧。生産要素的充分優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重大問題的清晰界定。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産，在搞混合所有制時除了“招、拍、挂”之外，還有哪些漏洞需要我們在新形勢下防範，特別是技術、品牌、信譽等無形資産，怎麼避免各界關注的國有資産流失，在資産流失和資産流動之間，在職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間，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綱上線，而是每個具體的案例依託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決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讓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並讓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個好方案，當然方案還要在發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尋找盤活存量資産的商業模式

　　《中國經濟週刊》：全國有13個省市明確今年將著力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李克強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加快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這是否是改革的破題關鍵所在？

　　李保民：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的試點是一種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進一步強化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根據長期的研究探索，目前營運和監管國有資産的主體主要有五類公司形態：第一類是主要做增量的資本投資公司，此類企業根據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來考核。第二類是主要做存量的資本運營公司，也叫資本經營公司，比如誠通控股和國開投，這類企業在扭虧增贏和並購重組過程中，重新整合包裝現有資産，再去市場運作，效果非常好。第三類是控股公司，此類公司作為參股後的股權持有人，利潤也很可觀，像北京控股，天津泰達等就是這樣。第四類是集團公司打造成實際上資本運營公司，比如寶鋼、中航工業等具備各類資本運營職能、擁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實體，這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必然帶動的産融結合。第五類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綜合性公司，諸如中信，直接歸屬國務院管理，有點像新加坡的淡馬錫。

　　當前國有企業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在“錢少人多機制不活”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無論是改組若干家資本運營公司，還是重組若干家資本投資公司，更多都是通過盤活存量資産，探索出一種優秀的商業模式，從而找到一條解決國有企業“錢少錢從哪來？人多人到何處去？機制不活怎麼轉？”等問題的道路。

　　改到深處是産權

　　《中國經濟週刊》：推進産權多元化的現實路徑在哪兒？

　　李保民：改到深處是産權，産權多元化是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有效的保障制度，這是企業抵禦風險比較好的方式，這在金融危機中已經得到驗證。縱觀世界500強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股權多元化的。我認為下一步推進産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應主要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按照基本經濟要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投資體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於沒有明確投資目錄的細則，即哪些行業能進、哪些行業不能進，因此雖然新、舊“36條”都明確提出法無禁止皆可為，但現實中仍然存在阻礙，所以壯大非公經濟的潛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進外資外商，更要通過引進資本來引進機制。大家現在對産權的認識越來越清，但人權的力量沒有認識清楚。當資本力量越來越大時，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機制保障合理人權，約束不合理人權。引進外資外商時必須要注意到，引進資本不僅僅是引進産品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引進體制和機制，到底怎麼做。

　　第三，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要引進戰略投資者。戰投的作用毋庸置疑，並且國有企業目前具備引進社保基金、保險、理財、證券、外匯儲備等各類戰略投資者的條件。

　　第四，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混合所有制經濟讓職工入股，形成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體，這是最大的亮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在一些行業已經試行過職工持股，今後的職工持股過程也要注意連股連利又連心，特別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經營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較大比例持股。我們鼓勵大家全員持股，但是反對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開展股票期權，央企則要破解高層經營管理者和行政官員間的交叉任免問題。

　　第六，生産要素作價入股。三中全會強調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充分涌流，造福人民，這些生産要素如何作價入股，國家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政策，拿出具體辦法來。

　　第七，發展和完善職工持股會。可以通過交給工會代管、單獨成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交給仲介機構託管、採用“頂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種方式實現。

　　第八，是國有産權之間交叉持股。這個操作難度相對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間，央企和地方企業之間都有示範。比如中航工業的第二大股東就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國有資産的大面積流失不可能了”

　　《中國經濟週刊》： 怎麼看待被廣泛關注並夾雜“私有化”非議的國有企業“員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從企業角度講，隨著資本力量越來越大，職工個人投資入股是一種非常好且意義深遠的利益聯繫形態，就是常講的“連股連利連心”。但這種持股在每個企業情況不同，要區別對待。有些企業搞平均持股，有些企業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國的一些公司為例，把員工劃分為八個等級，前四個等級可以持股，明確要留住這些人才，後四個等級不允許持股，讓非稀缺人員流得動。

　　這裡有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職工一持股，馬上就有人炒作為私有化，國有資産流失。貼上這種意識形態的標簽，容易使當事人擔心政治風險而不願推進改革，産生了改革阻力。我認為以現在中國的國資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的保障，各類監管條例的制定，以及産權交易市場的建立等，大面積的國有資産流失不可能出現。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有資産放在那兒不用、不發揮效益難道就不是一種流失？現在的員工持股更多是技術、專利、投資等量化入股，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判，不能説個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論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導，解放思想又是理論創新的前提。這絕非一句口號，而是要真正讓思想解放、讓觀念轉變，客觀地認識私有化、國有資産流失地新的現象和途徑，有的放矢的採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舊的思想困擾著混合經濟的發展。這種意識形態的障礙不解決的話，國有企業改革就難以深入進行下去。

　　《中國經濟週刊》：有些民營企業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門檻多、壟斷行業準入受限、法律對産權保護不完善，導致他們擔心混改後的預期。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李保民： 這種擔心實屬正常，不光是民營企業擔心，國有企業也會擔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買賣雙方都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考慮謀劃，國企和國企之間合作，民企和民企之間交易，都是從利益最大化和風險防範這個角度出發的。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不必糾結于某一方的擔心，還是要從實現共贏，從全局上完善法治保障，推進配套改革，不斷細化各項規則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現在也有很多民營企業，看到了國企在某個領域的優勢地位，願意通過企業聯盟、合夥制及産業鏈等形式和國企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市場地位，實現共同發展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