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二十餘年的我國資本市場，如何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又如何在五年中創造條件，實現“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目標：“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

　　3月7日，呼籲註冊制已有二十年，曾參與中國資本市場創建，先後擔任證監會首席律師、發行部主任、副主席的高西慶，接受了上海證券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作為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的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也作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開創者、參與者、見證者，他從市場運作的本質、機理和邏輯出發，給出了關於資本市場改革和法治化的建議。

　　註冊制的推出並沒有“那麼簡單”

　　談起註冊制，高西慶臉上挂著爽朗的笑容：“三中全會內容一公佈，很多人給我打電話，説你鼓吹了20年的註冊制終於寫入最高層級文件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今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則提出，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

　　在高西慶看來，註冊制的推出並沒有“那麼簡單”，迫切需要疏通機制、理順體系。

　　在回答記者如何為註冊制創造條件這個問題時，這位爽快的法學教授直言，“中國是否搞註冊制？註冊制怎麼搞？這不是證券系統單獨一個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它和我國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有關，和整個宏觀公共治理機制有關，對應于我國的政府治理、公共治理體系。”

　　他呼籲，建立更有利於市場之手發揮作用的制度規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真正落到實處。

　　對於目前政府大力推行的簡政放權、列負面清單的做法，高西慶為之叫好，認為這是潛在的巨大改革紅利，希望儘快落實、推進。他認為，任何一個有權力的機制都有産生貪污腐敗、權力尋租的可能性，權力越大，尋租空間也越大。

　　據他多年的觀察，在簡政放權領域，“中國證監會做得不錯”，過去十幾年裏證監會的行事和思維方式正逐漸往市場化方向走，尤其是最近幾年推進的將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監管轉型成效顯著，但是還存在不足之處。“最後一層窗戶紙一定得捅破”，高西慶斬釘截鐵地説，證監會的一些權力必須下放。

　　在華爾街做過律師的他，自然而然地拿美國資本市場給記者舉例。他説，美國資本市場絕大多數人壓根説不上美國證監會5位委員的名字，這是因為美國證監會的職能與警察類似，只有稽查執法的權力，沒有發行審核的權力。在他心目中，只有達到這一點，才叫真正的註冊制。

　　從這個角度講，我國的發行審核權若能從證監會轉移到交易所，並非市場某些聲音評論的“換湯不換藥”，而是一種更有效的市場激勵機制。高西慶也建議，在現有的體制內，交易所的獨立性理應更強一些。

　　同一日，在外資投行工作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工行副行長張紅力提交提案建議，充分發揮證券交易所的優勢，儘快著手證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使其作為一個獨立的公司制機構，參與市場競爭。

　　管住侵害中小投資者的行為

　　自我評價為知識分子的高西慶，坦言自己在做官員時，力行透明。

　　他認為，這個市場之所以能夠存在，能夠公平有效地運作，就是在於資訊對稱和資訊透明，要讓各參與方了解市場，尤其是了解對市場變動影響巨大的情況。在現階段，擁有較大行政權力的證監會有必要讓市場參與者知道其監管思路。

　　新任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監管：依法監管，從嚴監管，全面監管，只有監管才能保證改革的措施順利實施。

　　高西慶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證券監管部門絕不能以指數高低作為判斷自己工作成績的標準，因為維持指數和執法原則這兩個功能是衝突的。證券監管部門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維護市場秩序，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

　　“在做好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的前提下，只需要能夠管住侵害中小投資者的行為，到這為止再往上別管。”高西慶反覆説。

　　人類的創造性是無限的，而監管是有限的。——這是高西慶年輕時在杜克大學法學院學到的一句話。

　　“以你的有限去對付市場的無限，是必定輸的，你就只管能管的部分。你能管的部分是什麼？”高西慶認為，英美法係用上百年的經驗羅列出了所有可能對較多的人造成影響的事情，我國可以借鑒。

　　而且，對於這“能管的部分”，高西慶主張用嚴律，用效能高、覆蓋廣的執法體系保證市場的公平公正秩序。

　　用嚴罰威懾違法違規

　　2010年6月，國際證監會組織發佈《證券監管目標和原則》。這一文件被各國證券監管者視為“憲章”。這份文件指明瞭證券監管的三項目標：一是保護投資者利益，使其免受誤導、操縱或欺詐；二是通過對市場操縱等有悖公平的不正當交易行為的及時發現、制止和懲罰，確保市場的公平、高效和透明；三是減少系統性風險。

　　“毋庸諱言，這三項基本目標，都需要強有力的稽查執法來保障。”

　　酷愛騎行的高西慶用道路交通跟記者舉例説，以前，北京的道路上有不少超速、闖紅燈的車輛，是因為駕駛者認為被警察抓住處罰的幾率很低。現在，隨著電子眼的普及，敢於公然違法的已不多。但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國內交通違規現象還是較為普遍，因為交警的力量還是偏弱。

　　“這個道理與證券監管是一樣的。”高西慶説，與發達市場國家相比，我國證監會稽查執法力量嚴重不足，不能滿足日益繁重的執法任務。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稽查執法的力度、強度都在增加。2015年證監會對767個機構和個人作出公開處理，同比增長1倍以上，涉及罰沒款金額達54億余元，相當於此前十年罰沒款總和的1.5倍。

　　高西慶認為，不能僅從絕對值來比較。歐美資本市場基本經歷了漫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發展過程，歷史上有大量的嚴苛的處罰案例，市場已經被威懾到，因此敢於冒險去進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的人或機構要少得多。而我國資本市場還處於發展初期，在初期階段監管部門應該下全力，以近乎“矯枉過正”的姿態去努力打擊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整肅市場風氣。

　　“這就跟開車一樣，大家在嚴罰的威懾下都老老實實地遵從交通規則，按照既定路線走，久而久之道路就順暢了。”高西慶用簡單的道理來寄託對資本市場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