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十八大以後，一直到2015年這三年期間，我們基本上還是從投資、消費、外需這三個領域來做文章。但是去年我們對經濟走勢已經做出了判斷，如果仍舊只從三個領域來考慮，經濟下行的趨勢可能會很難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點調整到供給側。
●要想真正把去産能落實到位，光靠企業本身是解決不了的，需要其他領域的制度和政策來支撐。現在很多制度和政策還支撐不了，所以去産能是我們供給側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難的一條。
●這次營改增，宣佈要減稅五千個億。如果把社保繳費率降低一半，整個社保繳費每年就要減少一萬多億。如果這兩項改革到位，經濟下行的趨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緩解，下行速度會減慢，企業活力會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來應對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協辦的長安講壇第292期日前召開。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發表了題為“經濟下行、供給側和財稅改革”的主題演講。
許善達表示，出於經濟下行的趨勢可能會很難遏制，需要緩解下行速度的考慮，政府在把握宏觀經濟的方向上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不再只從投資、消費、外需三個領域來考慮，還把工作重點調整到了供給側。而目前供給側改革最大的問題還是去産能，這光靠企業本身是解決不了的，還需要其他領域的制度和政策來支撐。他表示，如果財稅改革中的營改增和降低社保費率能夠做到位，經濟下行的趨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緩解。
經濟下行的走勢是不可逆轉的
許善達説，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經濟走勢進行判斷：波動性下行。也就是説經濟走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會有波動，但總的趨勢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下行。這是嶄新的判斷，是影響我們對各方面宏觀政策進行決策的前提。
許善達表示，現在要完全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了對外經濟的新戰略：“一帶一路”。如果不走這條路，我們的外需就會萎縮，這會讓國內産生極大的壓力，産能過剩情況會更加嚴峻。所以儘管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實施這種對外經濟的新戰略。
此外，經濟比較高速增長的態勢到了2011年、2012年就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所以宏觀決策實際上推遲了下行走勢的起點。許善達説，幾年以後才發現，全世界經濟下行的走勢是不可逆轉的，用政策來維持經濟發展的走勢是不可持續的。而因為經濟下行不可逆轉，我們只能緩解下行速度，因此政府在把握宏觀經濟的方向上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這裡就涉及到了“供給側”。
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費不能短期實現
許善達表示，穩增長另外還有一個方案，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拉動內需。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比較快，但居民的消費率一直在下降，所以當時有人提出擴大居民的消費來帶動經濟增長，但這涉及了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要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但比重不能從天上掉下來，有提高就要有降低，至於是降低政府的還是降低企業的，還是政府、企業都降低，這個問題沒有人回答過。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很難，如果説降低企業的比重，所有的企業家會感覺以後的投資收益會大幅降低；如果説降低政府的比重，那就得減稅。
許善達説，這麼多年以來，這個目標是在前進之中，但提高的速度很慢。指望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不像4萬億投資能夠馬上帶動需求。所以從投資、消費和外需這三個需求的主要領域來看，當時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宏觀決策就是先抓住投資，撐住整個經濟，其他的再慢慢解決。
但與此同時，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戰略仍然在實施之中，這當然可以促進消費。許善達表示，但是這個戰略實施起來速度並不快，而且在認識上還存在很多分歧。比如中國要不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現在是什麼狀態，要不要降低勞動力的工資來增加投資的收益等。
許善達表示，勞動力成本過高有三個因素：冗員、工資、社保繳費。首先是冗員，企業應該裁減的工人裁減不了，社保體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業維持。我國社保繳費率按照法定標準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與美國相比，我國企業要承擔的養老保險繳費率就高出了一倍。但這個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延續到市場經濟以後，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職工不交社保，企業也不交社保。
“統計數據證明，企業勞動力成本過高是由於冗員和社保繳費率過高造成的。認為職工工資過高是不符合實際的。”許善達表示，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高，社保繳費率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繳費率是按照標準工資來計算的，而經濟下行導致很多企業勞動小時減少，工資也相應減少，但是社保繳費率的計費工資不變。
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這個矛盾表現得格外突出。實際上我們的決策層已經意識到，這個負擔對企業和職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任務：要研究社保體系全國統籌、降低社保繳費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低收入水準的居民收入，絕不是三五天可以實現的。
供給側改革中去産能是最難的一條
許善達表示，從2012年十八大以後，一直到2015年這三年期間，我們基本上還是從投資、消費、外需這三個領域來做文章。但是去年我們對經濟走勢已經做出了判斷，如果仍舊只從三個領域來考慮，經濟下行的趨勢可能會很難遏制，因此要把工作重點調整到供給側。
而去庫存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房地産，一個領域是農産品。許善達説，現在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産庫存量很大，一些二線城市的房子也賣不出去，要消化這些過剩房地産，政府就要投入資源。因為政府從房地産開發商已經收了土地使用權的轉讓費，但是只有把房子賣出去才能收到稅費。如果地方政府能夠從稅費裏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種辦法使得房價有所下降，那一定會擴大很多領域的銷售，比如電視機、電冰箱、床上用品等等，這時候政府還會收到一定的稅收。因此，許善達認為在去庫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種資源，調動居民住房購買力。
去庫存第二個領域就是農産品。許善達説，我們農産品現在出現了一個非常損害社會財富的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國玉米收購有補貼價格，比進口玉米價格高很多，所以去年農民把生産的玉米全部賣給國家儲備，那些玉米兩年以後就變成陳化糧，陳化糧就只能做酒精之類的産品。中亞國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們不進口，因為如果進口了中亞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種植就會被摧毀。農産品去庫存和三農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因為要去庫存就要降低農産品的補貼，但這樣一來農民收入就會下降，而我們現在還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現在的一個辦法就是，國家把給農産品補貼的錢砍掉一半，然後用到農民的社會保障上。這樣的一個結構調整，不但提高了社會保障水準、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還減少了我國收購農産品這種社會財富過剩的損失。
針對去杠桿的問題，許善達認為，當前爭議最大的就是債轉股，規模和項目都要看幾大銀行的決議。而且按照法律，中國的商業銀行是不允許做投資的，不然債轉股變成股權投資了，這是違反商業銀行法的。所以去杠桿不是短期內就能夠完成的。
許善達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去産能。現在産能過剩的情況非常普遍，國家已經制定出這兩個行業去産能的指標，鋼鐵行業定的是1億噸，煤炭行業定的是5億噸。有個專家對這兩個指標做了三個評價：第一，這個指標並不高；第二，這個指標雖然不高，但實現起來也很困難；第三，就算是實現了，産能過剩這種趨勢也沒有多大改觀。而且這裡還面臨一個問題：目前的制度環境還承接不了去産能。一個原因是，去産能就得關礦井，關礦井職工就得下崗，職工下崗就要給一筆失業保險，但社保機構又沒這麼多錢，向商業銀行借款又會造成壞賬，這個後果承擔不了。第二個原因涉及國有資産，如果真要關了幾個礦井，那它的資産肯定會縮水，國有企業資産縮水這個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要想真正把去産能落實到位，光靠企業本身是解決不了的，需要社會上的一些其他領域的制度和政策來支撐。”許善達説，現在很多制度和政策還支撐不了，所以去産能是我們供給側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難的一條。
對於降成本，許善達表示，我國的企業成本是個調整結構問題，一方面要降成本，另一方面要協調增加一些成本。其中有兩項主要成本要增加：第一項是折舊率。企業應該努力提高折舊率，加快資産更新速度，這才能使我們的企業發展更好。第二項是研發，國際上跨國公司研發成本沒有一個低於10%，我國全國平均來算才2%左右。沒有研發就沒法談發展，更談不上技術進步的速度。同時又有四項成本偏高：融資成本、物流成本、勞動力成本、稅費成本。
降低稅費和社保繳費率可以緩解經濟下行的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許善達對財稅改革進行了專門的點評。他表示，自己對減稅費的問題抱有樂觀心態。
據了解，我國原計劃“十二五”期間要完成營改增，減稅好幾千億，但是兩次計劃都沒有兌現。一次是2013年“兩會”上宣佈要在三個領域實現營改增，其中包括鐵路、電力、建築業，結果鐵路在年底完成了，電力推遲了五個月，建築業就沒了。一次是“十二五”期間力爭全面完成營改增，結果到了2015年也沒完成。許善達説，事實上到去年年底，我們國家所確定的仍然是2016年要力爭完成，但是到了2016年1月，國務院就決定了把“力爭”兩個字給去掉，説全面推開，3月份就宣佈從5月1日開始，不能推遲一天。這個決心直到最近這兩個月內才定下來，而且已經宣佈要減稅五千個億。
第二個措施就是社保繳費率。許善達表示，如果把社保繳費率降低一半，達到跟美國差不多的水準，那整個社保繳費每年就要減少12000億到13000億。
如果這兩項改革到位，那經濟下行的趨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緩解，下行速度會減慢，企業活力會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來應對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
(責任編輯：郭偉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