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災過後 保險公司的盈虧賬本

　　受強降雨影響，湖北、安徽等地受災嚴重，當地居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被迫轉移至臨時安置點。家中財産及農作物都被洪水淹沒，部分居民水退回到家中，看見自家一片狼藉，不禁流出了眼淚。

　　面對多地遭受洪澇災害，保險這一市場化分擔風險工具，作用不言而喻。據記者了解，此次多地洪災的直接經濟損失均達到百億元人民幣，各家保險公司都給出了鉅額的賠付。

　　當得到賠付的受災群眾慶倖自己購買了保險，對衝了部分受災風險時，對保險公司而言，這樣的賠付可不輕鬆。雖然在制定每種類型的保單時，保險公司的精算師、律師、風控師都會經過嚴格計算，確保在投保人最大概率發生一般性的意外時，保險公司損失最小化。然而，當面對突發的、較大範圍的自然災害後，各家保險公司的盈虧平衡表還是會受到很大考驗。

　　大型財險公司抗壓能力強

　　相較壽險業而言，災難過後，財産險方面賠付是最多的，並主要集中在農業保險、企業財産保險和機動車輛保險三大方面。

　　據了解，平安財險湖北分公司截至7月13日，各項財險賠付額已達1497.65萬元，其中農業險119.2萬元，車險達1344萬元。

　　“從總體上來看，賠付金額並沒有超過客戶所交保費數額，但對單個客戶的賠付來説，一般都是賠付額超過其已交保費的。”上述平安財險湖北分公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農村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次洪災賠付並未給公司帶來過多壓力，因為保險精算的原理是大數法則，這種單筆的鉅額賠付對保險公司的正常運營並不造成太大壓力。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主任郭麗軍也認為，近幾年我國基本屬於風調雨順，巨災發生並不十分頻繁，各保險公司的巨災準備金已充足有餘。此外，由於現在很多保險公司之間會形成一個共保體，當災難發生時，各自按照事前約定的比例進行賠付即可，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單一保險公司的風險與壓力。

　　同時，大型財險公司還往往會向再保險公司購買保險，將風險再次轉移。

　　此外，郭麗君告訴記者，各大保險公司為了擴大利潤，往往選擇將部分資金用於投資，例如投資我國大型基建(公路、鐵路、水電站)、股票、債券等，從中獲取收益，以謀求利潤最大化，多條腿走路，以免當突發情況發生時出現“瘸腿現象”。

　　農險公司轉型依靠産品設計

　　在此次洪災中，農險公司的賠付情況格外引人注意。如果説對於大型保險公司而言，災害的發生只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小傷痛，那麼對於著重發展農險業務的中小型財險公司來説，鉅額的賠付款可謂是傷筋動骨。

　　據悉，保險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超過農業保險保費的3倍以上，將直接影響公司的經營穩定性。

　　一中小型財險公司農險部負責人無奈地告訴記者，一場場暴雨，早就把其保險公司今年的“收成”下沒了。“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賠付的太多，而是保費太少。”他進一步解釋道：“農民投保農業險的積極性不是很高，主要是農民本來收入有限，加之整個保險業對農業保險的宣傳力度還不到位，農民心目中主動用保險來化解和彌補天災人禍造成的損失的意識不強。”

　　“巨災風險對農業保險公司的打擊很大。”首都經貿大學保險係教授庹國柱清楚地記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時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辦的保險公司從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間經營都比較平穩，但1986年到1988年發生大旱災，導致保險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積累的錢全部賠過去，還要借外債來進行賠付。

　　對於如何扭轉農業保險投保積極性不高的問題，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保險公司今後在設計産品時應考慮保險的規模效應和大數法則，對於農業險這一塊，應加大宣傳力度，同時針對廣大農民盡可能降低保費，吸納更多的農民參與到農險中來。只有參保的人更多了，保險公司才能持續地盈利以抵禦未知的災禍。

　　“在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國民通過保險手段來化解何種風險的意識並不強，以至於出現暴雨、洪澇、地震等災害後，主要靠政府來救濟。但政府的能力必定是有限，這就需要引入商業保險。”庹國柱認為未來保險公司在設計産品時應該考慮多與政府合作，實現資源的最大利用。

　　而就政府層面而言，也應積極履行職責保證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弱勢群體在災害中得到幫助，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要負責賠償，還是要讓保險公司參與到災後賠償中去。

　　“總之，政府和民眾都要深刻意識到保險是化解和分散天災人禍的一種有效的手段。在未來的産品設計上，採取政府主導，引入保險公司參與模式，才能實現政府、民眾和保險公司的‘三贏’局面。”庹國柱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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