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隨著二十國集團會議進入“中國時間”，一些西方媒體開始鼓噪“新廣場協議”。這裡的“新廣場協議”是相對於30年前《廣場協議》的提法。1985年，美國、日本等五大發達國家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人為地使美元大幅貶值、日元大幅升值。

　　而所謂的“新廣場協議”，最早來自於德意志銀行的一份報告。提出這一設想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德意志銀行認為，一旦人民幣貶值，美元則將面臨升值，而這可能帶來更加嚴重的國際不平衡。所以提出全球主要央行賣出美元資産，買入人民幣，以阻擋人民幣的貶值。而這也類似于在1985年達成的《廣場協議》。

　　30年後，一個國家又想炮製當年強壓日元升值的套路，希望達成一個政府間協議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核心目標是對人民幣匯率提出一些約束性條件。對此，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已經明確表示“中國歷來反對用競爭性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中方同時回應：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人民幣也不可能受外壓而一次性大幅升值。那麼，為什麼此前會出現所謂“新廣場協議”的説法呢？

　　所謂“廣場協議”是1985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五個工業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秘密會晤後簽署的協議。目的在於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兌日元及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性地下調，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元大幅升值。簡單地説，就是人為地使美元大幅貶值。

　　近日，一些西方媒體聲稱，在本次由中國做東道主的G20會議上，可能會出現一個類似于“廣場協議”的協議，稱之為“新廣場協議”。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黃薇表示，造成這種言論四起的主要背景是目前外匯市場的波動。

　　黃薇表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由於美聯儲加息導致全球外匯市場的波動非常大。而G20財長會其中一個主要功能就是用來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其中就包括貨幣政策的協調。所以可能他們最開始可能會認為匯率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所以他們就想，可能是不是會應該有個協議。當然，新廣場協議這只是一個説法。實際上，廣場協議它本身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26號表示，重新簽署類似1985年的《廣場協議》只不過是幻想。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26號明確表示“中國歷來反對用競爭性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美國財長雅各布盧也直言“不要指望在非危機的環境中會出現危機反應”。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也認為，所謂“新廣場協議”不太可能出現。

　　他認為，各國對於簽訂一個新的協議可能有點不情願。這是個重大的事。在嚴重危機還沒到來的情況來看，全球共同行動是非常困難的，不僅因為各國實際情況不同，還有不同的解決問題思路。我們將拭目以待，看我們能走多遠。

　　分析認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對當前世界經濟的系統性影響遠超30年前的日本。人民幣幣值的“大起大落”，只會嚴重打擊世界經濟的復蘇勢頭，不僅損害中國的發展，也將造成世界多方慘輸的局面。

　　然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數個重磅貨幣政策橫空出世。美聯儲開始了近十年來的首次加息，日本實施負利率政策。在決定實施這些政策時，美日皆是從本國經濟考慮。而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所長貢特拉姆·沃爾夫認為：“很明顯，這些舉動會影響外匯市場。所以，我認為這才是G20可以發揮，也正在發揮的作用。與會人員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我能感覺到它正在推進。但我也擔心這是否真的能完全改變某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就國際合作來説，大多數貨幣政策到最後還是會因為國內因素而執行。”

　　這一系列舉措引發了外界對“貨幣戰爭”是否會啟動的擔憂。各方也寄希望於在本屆G20會議上能拿出一些措施，緩解匯率波動。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認為，G20要傳達的資訊是通過我們自己各自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我們致力結構性改革，我們共同承諾在未來促進增長，這才是G20需要傳達出的資訊。這一類資訊會對國際市場非常重要。

　　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會議開幕之際發出呼籲，應該通過推行類似中國的更多改革措施來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而非再次推出大規模舉債的經濟刺激政策。黃薇認為，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或許會從各國貨幣政策協調、金融監管等方面達成一些宏觀共識。

　　黃薇表示，大家之間互相更好地管理我們的貨幣政策，包括對於利率政策這方面等等有沒有具體的協調。在外匯市場方面能不能有一些監管的機制出來，讓它避免出現惡性事件。當惡性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危機救助機制能不能得到及時的響應。這可能都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