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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天下白”——定窯瓷器(2)

  • 發佈時間:2014-12-17 10:27:23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韓立森  責任編輯:劉波
定窯瓷器的造型很豐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産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盤、杯、碟、盞、盒、洗、壺、罐、瓶、枕、爐等。定窯的高端産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縣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劃花蓮瓣紋龍首凈瓶,高達60.9釐米,通體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蓮瓣紋,上腹部刻纏枝菊紋,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蓮瓣,堪稱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層次明快、飽滿、優美,有淺浮雕之立體感,是國寶級的文物之一。定窯最精美著名的産品當屬白釉孩兒枕,兩岸故宮均有收藏。

  定窯瓷器帶題款的有15種,大都與宮廷有關,15種題款中數量最多的是帶“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據不完全統計,出土及傳世的近80件,可見定窯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愛。

  乾隆皇帝開創康乾盛世,同時他也是一位喜歡藝術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間共刊印《禦制詩集》五部,也做了大量咏瓷詩,有的詩皇帝會旨令宮廷匠師將其鐫刻在器物上,部分流傳至今。據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間,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涼枕”,並下令為其配製木座、錦墊,可見對其喜愛。孩兒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宮博物院一件,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造型如出一轍。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愛,在其咏定瓷的詩中,以孩兒枕題材為最多,共計11首,僅有台北故宮一件外底上刻有《咏定窯睡孩兒枕》禦制詩:“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錦繃圍處妥,繡榻臥還牢。彼此同一夢,蝶莊且自豪。警眠常送響,底用擲簽勞”(《清高宗禦制詩文全集》·詩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咏定瓷的詩計存有三十二首,可見其對定瓷之美也很鍾情。

  

圖六:首都博物館藏定窯白釉刻劃葵口碗

  考古定窯

  新中國建立後,我國考古工作者又不斷對定窯進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紀60年代對定窯窯址進行了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對定窯進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對定窯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發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資料尚未得到充分公佈。近年來,隨著全國各地考古工作的發展,從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種古代遺跡中出土定窯瓷器資料不斷積累,使人們對定窯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對曲陽澗磁村的地理位置、環境與自然條件以及窯址的分佈範圍和文化層的堆積情況等進行了調查,並試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處,殘窯1座,殘墻2堵和瓷泥槽2處,共出土遺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與窯具26件,銅錢67枚。此外,調查中還獲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時期的遺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頁)。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別對北鎮村和澗磁村北澗磁嶺的3個地點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窯址區的4個地點進行了發掘,發掘了將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萬件器物。這次發掘的報告雖然尚未發表,但有些基本的資訊可從年鑒上窺見一斑,具體的發掘情況如下:1985年在北鎮村發掘450平方米。本年的發掘出土的主要是唐代的器物,應該是定窯最早的遺存,在晚期的地層中還出土有印模。1986年集中在澗磁嶺發掘,共開5×5的探方9個,後發現窯爐、作坊遺跡後擴方,最終發掘面積達到900多平方米。這次發掘的收穫十分豐富,清理了窯爐、作坊、碾槽等遺跡,出土了從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遺物,現在這處遺跡已修建了保護展示棚即“定窯遺址博物館”;1987年,發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窯區,位於靈山鎮之西,距澗磁村窯區約10公里,發掘共分三個地點,發掘面積425平方米,清理窯爐一座,出土有金元時期的器物,其中帶有“尚食局”款的金代器物,遺存均應為金元時期。(劉世樞《曲陽縣唐宋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90-91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發掘》,《中國考古學年鑒》,1987:106-107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8年:12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劉世樞“澗磁村定窯遺址條”,《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261-263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

  

圖七:枝江博物館藏宋定窯鑲銀扣蓋缽

  此後,在基本建設等過程中又搶救性清理了部分遺存和墓葬,大致為:1988年,澗磁村在修建硫酸鋁廠時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文物部門調查收集了部分遺物,其中也有一些帶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們初步了解的金代貢禦器物的面貌;1991年,為配合從遺址區通過的村際公路的修建,清理了2座五代時期的窯爐,印證了早年調查發現的一座五代窯爐的形制,證明其是以柴為燃料的窯爐;1997年,麥收季節,在澗磁嶺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五代時期的墓葬被盜,但盜墓賊尚未挖到器物,定窯遺址保管所聞訊後立即趕往現場,並對墓葬進行了搶救性清理,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棺床東部、西部的局部地區遭到盜挖,棺床前部右側的區域末被盜挖,而慶倖的是恰在此區域出土了36件晚唐時期至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約60-70釐米,一把綠釉鳳首壺;還有一把白釉鳳首壺,兩件白釉塔式罐,另有茶碾、耳杯1件等。這批器物成為晚唐五代時期定窯的標誌性産品;2002年,為修建定窯遺址博物館,在棚的柱基部位清理出帶“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疑為一座土坑墓的隨葬品;2005年,建設保護棚時,在遺址西側挖地基時清理了1座北宋後期窯爐,此窯爐現在遺址博物館內展示。(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國定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262頁)

  

圖八:大英博物館藏宋定窯鑲銀口刻花碗

  曲陽澗磁定窯遺址

  定窯創燒于何時,是隋代或唐初,還是唐中晚期,是官窯,還是民窯,貢禦時間有多長,工藝的改進和創新情況,元代定窯的概貌,時至新世紀尚無確切的定論,為了解決這些學術課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于2009秋冬之季,對定窯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本次發掘在4個地點布方21個,加上遇到遺跡進行的擴方面積,發掘總面積776平方米,出土了豐富的遺跡遺物,清理各類遺跡94處,其中窯爐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個、灶7座、墓葬2座、溝6條、界墻8道,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復原標本數千件,這些出土的標本中不乏以往我們認識的定窯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獨特器物,揭開了定窯的歷史謎團,因此被評為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考古發現並清理了從中晚唐到元代各個時期的地層,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窯一直盛燒,到元代繼續燒造。因此文化層很厚、很豐富,從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從其他考古材料並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層的清理,為我們全面了解定窯的生産歷史和工藝發展的全過程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金代的文化層普遍很厚,出土物豐富,説明金代是定窯瓷器燒造歷史中生産規模最大的時期,但是,器物的品質比北宋時期有所下降。

  大體可以判定定窯的始、終燒時間,我們在不同發掘地點的8、9個探方中發現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層,其下即為生土,並出土有中唐時期特徵的碗、執壺殘片等,這種反覆出現的事實使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定窯的創燒時代在中晚唐時期,早不過中唐。以往關於定窯的創燒時間有初唐和隋代説,都還缺少考古依據。又通過對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溝等地的地面調查,發現了大量的元代遺物,可知定窯在元代燒造規模仍較大,但産品品質下降,與宋金時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遠。

  

圖九: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定窯鑲銀口印花龍紋盤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窯各時期貢禦情況的重要遺物,如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層中的帶“尚食局”、“尚藥局”、“喬位”款,裝飾龍紋的器物,金代地層中的“尚食局”,“東宮”款盤等。宋金時宮中設立六尚局為宮中服務,“尚食局”“尚藥局”是其中的兩個,“東宮”則是當時太子的宮殿,説明自五代、歷宋至金代,定窯都在為宮廷燒制瓷器。這些帶款識的器物多為貢禦的器物,考古發現生産這類器物的地點在定窯遺址中分佈比較普遍,其中以澗磁嶺地區産品品質最高,器物種類最豐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這些官用器物的地點,也還同時生産胎釉粗劣,製作草率的另一類産品。由此推測這種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許多水準較高的窯戶承造官用的精緻産品,同時其還從事商品生産的體制(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國定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269頁)。

  北宋中期以後,窯爐燃料用煤,火膛發現有燒過的煤渣,定窯同時也是北方地區最早採用煤為燃料燒瓷的窯場,印證了定窯創新了燒制工藝,發明瞭覆燒工藝。定窯生産薄胎瓷器,就必須努力克服燒成中器物變形的問題,所以定窯發明瞭覆燒工藝。定窯的發掘不僅發現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時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狀的碗形支圈和環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環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窯燒制即採用覆燒工藝,這種工藝首先解決了器物變形的問題,同時也由於覆燒的裝窯密度大於一般的疊燒,特別是匣缽單燒,因此極大的提高了産量,有學者統計,採用覆燒工藝可以使瓷器産量比匣缽單燒方法提高4倍左右(劉新園《景德鎮宋元芒口瓷器與覆燒工藝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頁)。在定窯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別是在澗西區和燕川區,有堆積如山的支圈窯業堆積。定窯發明的覆燒工藝提高了産品的産量,對整個瓷器業生産的繁榮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定窯是我國宋金時代北方生産規模最大、影響最廣、貢禦時間最長的瓷窯場,是中國古代白瓷生産中最具代表性的傑出窯場。白瓷的産生是中國古代瓷器産生和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1998年,1-9頁),對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在白瓷的發展史中,定窯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綜觀定窯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定窯遺址無疑是一座寶庫,一座豐碑,它沉澱並代表著一項創造性的天才傑作和獨特的藝術與美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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