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是長期以來人們所公認的宋代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窯之一,歷史學家傅振倫先生在《中國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談到:世之言瓷者,以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均為宋代五大名窯,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為中國五大名窯。定窯以燒制白瓷為主,是北方白瓷的傑出代表。經過葉麟趾先生提示、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踏訪,再加上墓葬塔基定窯文物的出土,學者們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特別是近年窯址考古工作的開展,逐漸揭開了定窯的神秘面紗。

圖一: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被宋定窯鑲銀口刻花碗

　　定窯的歷史地位

　　定窯是精細白瓷生産最具代表性的窯場,北宋時期取代了邢窯的白瓷地位,一躍成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産品,這些精細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品味,成為他們所關注和青睞的器物。許多定瓷精品被徵入宮廷,供皇帝貴胄使用賞玩,因此,定窯也被各地瓷窯紛紛仿傚,對南北方的諸多窯場,如周邊的山西介休窯、平定窯、北京龍泉務窯等窯場,甚至江西的景德鎮、四川的彭縣窯等,都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窯場倣造定窯的瓷器,通常被人們稱為倣定器,由於定窯在精細白瓷生産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這些不同地區採用定窯的工藝生産的精細白瓷被命名為“定窯係”(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頁)。

　　定窯瓷器流佈範圍很廣,考古發現東到我國東北的遼寧,北到內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陜西等地都發現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對峙時期,也未阻斷定瓷的流通,近年來在杭州市開展的南宋都城臨安城考古的許多重要發現,如南宋太廟遺址、臨安府衙署遺址、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等,南宋地層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窯瓷器,許多瓷器還帶有宮廷使用的款識(馬時雍主編《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也出土過不少北宋時期的定窯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國とエジプト—ト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載出光美術館《陶瓷の東西交流》,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0年,84-99頁)非洲的東海岸以及東南亞等地也都發現有定窯的瓷片,1977年南朝鮮新安海底發現了我國沉船,發現有定瓷(馮先銘《南朝鮮新安沉船及瓷器問題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頁)。有的還有銘文,説明定窯的産品行銷海內外,戰爭和大洋都沒能阻當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見在內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圖二:定窯窯址發掘現場

　　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非常重視定窯遺址的保護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將定窯遺址公佈為重點文物古跡保護單位。1985年,曲陽縣人民政府在定窯遺址設立了專門保護機構“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專門的重要遺跡保護展示棚。1988年,國務院公佈定窯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範圍。

　　近十年來,各級政府和文物部門對定窯遺址開展了一系列保護管理工作。製作遺址保護規劃、支援對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和保護、大力扶持復仿製品産業的發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養出了定瓷製作大師陳文增等制瓷名人, 2006年“定瓷燒制技藝”被列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投資拍攝了“定窯考工記”紀錄片,提出了建設定窯考古遺址公園的計劃等,正在穩步推進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

　　發現定窯

　　有關定窯的文獻記載很豐富,時代最早的當屬現藏于曲陽北嶽廟的《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處銘文包括有:“冶將”“冶副將”“都知瓷窯”等與瓷窯管理有關的官職名稱(王麗敏等《曲陽發現<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條被定瓷研究者們廣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內容中出現了“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瓷窯稅務官職銜,龍泉鎮即今定窯窯址所在地(董濤撰、周斯億等修《光緒曲陽縣誌》,光緒三十年曲陽小學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陽已存在制瓷業並受官府的監管。五代還出現了稅務使收取課稅,不僅證明確有瓷窯,而且規模可觀,管理有序。古代瓷窯址一般以州命窯,曲陽古屬定州管轄,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稱為定窯。

　　有人做過專門的統計,宋至清時期文獻和方志中有關定窯的記載三十余條,元朝人劉祁在《歸潛志》一書中曾有“定窯花瓷甌,顏色天下白”的讚譽(劉祁《歸潛志》,卷八“聯句亦詩中難事”條,中華書局,1983年)。劉氏所言的“花瓷甌”是指定窯白瓷上那種以模印、刻畫為主的裝飾而言,其工巧富麗的程度,與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遜色,可謂獨步一時冠絕當世。宋代大文豪蘇軾讚譽定瓷:“定州花瓷琢紅玉”(蘇軾著《蘇東坡集》(上),卷三“試院煎茶”,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3頁)。蘇東坡北宋元祐年間曾知定州,對轄區內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飲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與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給定瓷以極高的評價,把定瓷與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認為皆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産品。《邵氏聞見錄》中記有宋仁宗一日去張貴妃處,見宮內陳設有一件“定州紅瓷器”,仁宗問怎麼來的,貴妃回應説是某大臣所獻,皇帝聽後震怒,訓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饋贈。説明定窯不僅白瓷天下知名,也産紅瓷器,且在當時也屬珍貴物品,併為達官貴人所喜愛(邵伯溫撰《邵氏聞見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13頁)。

圖三:北宋晚期定窯醬釉瓶

　　定窯雖因其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屢見於文獻記載,但由於窯火的熄滅,遺址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人們依據文獻資料在河北中部尋找定窯窯址,根據“窯以州名”的認知,認為窯址在定州,結果考察定州本地並沒有發現窯址,窯址遺跡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日本〕上田恭輔《關於定窯的考察會》,陶雅會,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寶雲舍,1934年)。

　　1934年,時任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的葉麟趾先生,這位背負實業報國留洋歸來的學者,決心揭開這個歷史之迷,他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首次報道定窯遺址在河北省曲陽縣的剪子村(即澗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瓷彙編》,北平文奎堂書莊,1934年,第10頁)。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據《古今中外陶瓷彙編》的記載,跟著日軍掃蕩的隊伍進入了曲陽,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一次調查,獲取了一定數量的瓷片,同年他以《關於定窯遺址的發現》為題報告了窯址的情況(〔日本〕小山富士夫《關於定窯窯址的發現》)這批材料後來由東京根津美術館結集出版(根津美術館《定窯白瓷》,東京,小學館,1983年)。

　　新中國成立後,故宮博物院的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對定窯遺址進行了實地復查,從刻花、劃花、印花、淚痕以及細膩潔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確認了河北曲陽澗磁村一帶即史載的定窯遺址所在地(陳萬里《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窯址報告》,《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採集到近兩千瓷片標本,並初步判明瞭始燒的年代,認為唐代開始燒白瓷,五代時期有較大發展,宋代為極盛時期(馮先銘《瓷器淺説(續)》,《文物》1959年第7期)。

圖四:定窯“尚藥局”款瓷片標本

　　定瓷之美

　　定窯白瓷唐代時就堪與邢窯媲美,宋到金是定窯的鼎盛時期,定窯的白瓷工藝達到極高的水準,定瓷的燒成溫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於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窯燒出的瓷胎更堅致。定瓷的胎料經過精心加工,因此産品燒成後胎質細膩溫潤。定窯燒制白瓷為主,由於釉料中氧化鈦含量較高,加之用氧化焰燒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黃,呈現出象牙般的質感,給人以柔和悅目、溫潤恬靜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譽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窯除燒制白瓷外,還兼燒白釉黑彩、黑釉、醬釉和低溫鉛綠釉、鉛黃釉兩色釉彩瓷等,定窯還生産三彩器物。黑醬、芝麻醬色釉瓷即是文獻記載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時人的歡迎,價格皆高於白定。

　　定窯瓷器的裝飾手法多樣,主要有塑貼、刻花、劃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窯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産,以金代的裝飾手法最豐富。定窯紋樣有花卉紋、蓮瓣紋、海水紋、雲龍紋、禽鳥、遊魚、走獸等,豐富多樣。其裝飾構圖簡練,線條明快,層次分明,紋樣清晰,圖案佈局富於變化,獨具一格。定窯裝飾技法中,印花最為人稱道,在宋、金時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裝飾的瓷窯中,定窯以高超的技藝獨佔鰲頭,被推為印花之冠。所見傳世的印花花鳥圖盤,內壁上的兩孔雀之間以一枝牡丹相隔,盤心配以鴛鴦牡丹,圖案優美宛如一幅佈局嚴謹的織錦畫。印花龍紋標本窯址多見,造型多數為盤,盤內滿印雲紋,盤心印一條姿態矯健的三爪蟠龍,龍身盤曲,首尾相接,張牙舞爪,栩栩如生。

圖五:大英博物館藏定窯刻劃花紙槌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