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時間權威” 反規定性的日常作息

　　對於大部分進行過農村學校佈局調整的農村地區來説，在村校和教學點被撤並以後，鄉中心校幾乎承載了底層區域中唯一的社會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則成為鄉校中的主流選擇。

　　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也是這樣的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除附設的幼兒園以外共有171位學生，其中住校的學生達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離過遠而必須住宿的小學一、二年級學生。

　　面對鄉校如此龐大的住宿規模，雲鄉學校連一名生活教師的編制都沒有，全校所有老師下午放學後都要返回到縣城教師公寓或鄉鎮中的家裏，僅由德育主任鄧暢及其妻子——雲鄉學校附設幼兒園中唯一的幼兒教師張麗共同兼任生活教師，鄧暢管理男生住宿，張麗則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學校內部的日常管理是準軍事化的，它將一天所有龐雜的學習和生活要素都編碼在極度狹窄的每一寸壓縮時間段內。在這些局部性片段狀的固化時間段中，鄉間少年們的觀念習得和行為塑造都必須處於學校管理者隨時可預控的合理範圍之內。

　　在作息時間表中，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日常語言和身體行為都被嚴格限定。比如，究竟什麼時間段內學生應該學習、吃飯、鍛鍊、休息、起床或睡覺， 究竟什麼時間段內老師應該作為師者傳道授業、作為朋輩談心解惑、作為父輩關心體諒。正是在這種內隱作息時間表內權力規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循規蹈矩中， 少年們在微觀的學校權力結構中被馴化與被控制。一方面少年們被集體訓導對既定規則的服從、認可與遵循，從而加快促進個體社會化的達成；另一方面，少年們則 在對既定規定性時間的個體化抗爭中，加速實現著底層的再生産。

　　少年們總是不斷地向筆者抱怨：“學校的作息時間太緊張了，每天早上6點鐘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點鐘就要睡覺，你説學校是不是瘋了？”筆者 反問：那你們為什麼不按照學校規定的時間表早點休息，早上才好準時起來呢？得到的回答是：“這麼寶貴的自由時間，我們怎麼可能讓它白白地在睡夢中度過 呢？”“晚上我們總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課程表上了一天課了，就像坐牢一樣，睡眠時間總不能再管了吧？有時候我們還會故意説話惹生活老師來，刺激嘛！” “早上其實也起得來，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著，其實就是討厭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式一樣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們對時間表設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實上並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時間安排合理與否上展開辯論，其背後實質上是對學校官方支配性時間權力結構表達 反抗，反抗表層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為目的，但實質上卻是在對一套他者化官方規則表達拒斥的同時尋找獨立真實的主體性“自我”。

　　對身居農村的底層學校而言，他們清晰地知曉只有在權威性的時間控制上花費更多精力，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 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於被過早地淘汰。然而，少年們對於底層學校管理者這種“良苦用心”的緊湊性時間制度設計充滿了主體性的憤 怒，他們事實上在用身體行為表達對這種隱性時間控制權力結構憤怒的同時，也加速了自身底層再生産的命運。

　　抗爭“空間權威” 攝像頭下的劇場表演

　　在筆者對雲鄉學校六年級、八年級和九年級全班開放式問卷調查中，高達73％的學生在對“你對本校什麼最不滿意”一問題的回答時，寫下了“攝像頭”。

　　2013年11月中旬，在縣教育局的安排下，雲鄉學校內安裝了8個攝像頭。8個攝像頭使雲鄉學校幾乎處於完全被監控的全景敞視狀態之下，連少年們平時最喜歡待的純粹私人空間——廁所週邊和廚房後邊的一塊空地也都分別被攝像頭24小時監控著。

　　學校對此的公開説法是為了保護師生的人身和財産安全，但私下裏張校長會告訴少年們：“這實際上是為了給全校學生形成一種威懾感，告訴你們無 論你處在哪做什麼動作，我都能看著你，所以你都必須給我好好學習、不要違規，否則你明白後果。”張校長私下告訴筆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個教室裏也安裝攝 像頭，這樣就可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公開向少年們宣佈：“你們時刻都處於被監控的狀態下，所以請諸位好自為之。”

　　學校攝像頭的存在已經對少年們的日常行為産生了影響，他們開始警惕自己的行為是否真的處於攝像頭監控的範圍之內。比如，少年們曾經在廁所外 圍和廚房後邊空地上，隨意拿出一支煙點上並彼此傳遞吸上一口，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區域是學校內絕對的私密空間，老師們很少光臨，難以被發現。然而當攝像頭安 裝上以後，少年們的私密空間範圍極度萎縮，真正的違規行為被壓縮到了廁所之內。

　　少年們會故意用行動來表達對空間權威的不滿。比如，有的少年會故意朝著攝像頭扮鬼臉、打耳光或者豎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則故意裝作 沒有看到攝像頭，在攝像頭可監控的空間範圍內從懷裏掏出一支類似香煙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師來“抓捕”。但當老師真的過來抓這位“煙民”時，少年就輕蔑 地對老師説：“拜託，老師，這是糖，要不你也來一支？”

　　攝像頭下少年們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將整個學校變成了一個類似于讓·雅克·盧梭所描述的“巴黎劇場效應”一樣的巨大“劇場”，而少年們則在攝 像頭下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這種空間權威表達集體抗爭，空間權威在少年們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性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官方權力和公共期許自動地在少 年們身上發揮作用。但實質上，少年們是用一種表演的方式反向成為監視下被燈光包裹的演員，他們用官方期許的行為表演麻痹了官方並形成反控制，同時加速自身 “反學校”文化的內在形塑實現著底層再生産。

　　（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屬化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