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間底層孩子

　　□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對讀書有用與否的衡量，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

　　□只有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於被過早地淘汰

　　□少年們是用一種表演的方式，反向成為監視下被燈光包裹的演員，他們用官方期許的行為表演，麻痹了官方並形成反控制

　　每一個個體最平凡的日常經歷都應該成為這個國家歷史檔案中刻骨銘心的珍藏，以留守兒童為代表的每一個底層孩子都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書寫著未來中國。

　　然而，今時他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懂得真實的他們嗎？他們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開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眾頭腦中“弱者”的標簽式形象嗎？那些被公開化的“個人夢想”究竟是底層孩子們的“真實”表達，還是被外界輿論建構而越位臆斷的“虛假代言”？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産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深入到中國西部農業縣芥縣最為偏遠的一所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雲鄉學校進行為期近三個月的駐村研究和後續跟蹤。

　　抗爭“知識權威” 被瞧不起的農村教師

　　鄉間少年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的“知識代言者”——底層學校中的教師，更多的是“瞧不起”。雲鄉學校的鄉間少年們用極具蔑視的口吻向筆者描述了他們的老師：

　　一是農村老師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大人物”。正如雲鄉學校九年級男孩張洋所言：“他們算什麼呢？在這個社會裏絕對屬於被淘汰下來的‘産品’ 了，在社會上也沒什麼尊嚴，所以就只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我敢保證：在他們那批同齡人中，我們老師絕對是成績最爛的差學生，否則他們也不可 能到農村學校裏來當老師。”

　　二是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眼中的讀書有用與否的邏輯被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 位。“他們在我們面前總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其實傻得很。這個社會成功就是看你錢多錢少，説那麼多也沒見他們賺多少錢，還總是 自以為是地讓我們向他們學習。説實話，他們每天賺的錢還不如我們村裏出去給人做‘刮大白’的賺的多呢，他們一天在學校裏‘裝’的多累啊！”雲鄉學校九年級 男孩葉顧這樣描述他們的老師。

　　村落中有的老師偶爾向他們的學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實收入僅僅是希冀少年們更加努力學習，以圖將來能出人頭地，走出村落，但事實卻往往適得其 反。在中國村落通過外出務工而與外界市場聯繫起來並逐漸富裕和日漸分化的當下，農村老師作為在底層社會中的“知識的代言者”角色，往往會被作為村落“讀書 無用”輿論的具象承載和天然論據。

　　三是農村教師因為單純的學校環境和日復一日的重復教學，往往會顯得外部關係簡單和社會能力不足，而鄉間少年往往無法從老師那裏獲得真正感興 趣的外界現實與社會知識。為防止少年一旦從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被淘汰而淪為無法在現實社會中謀生活的“書獃子”，父輩往往會或隱或明地有意識灌輸真 實社會生活中的“潛規則”與“生存法則”，而這些與老師所提供的常規價值觀相悖，這成為少年在觀念和行為上不屑老師的背後支撐力量。

　　“拜託，他們的社會知識真的少得可憐，我敢保證他們如果到社會上去混肯定還不如我們吃得開！”“他們總是斤斤計較一個問題，一點也不懂妥協。我能解開這道數學題，背下這個英語單詞，就能活得更幸福嗎？”

　　鄉間少年對教師這種觀念上的瞧不起顯然比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國小子們（lads)更甚。農村老師的社會配置 結構、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無疑使底層少年更容易從外在習得和內在確認讀書的無用性，而這種觀念上的無用性肯定導向了鄉間少年們對學習的抗拒， 從而直接為底層再生産預演作好準備。

　　抗爭“關係權威” 課堂中的混亂

　　九年級的英語老師肖翩和數學老師李剛意見一致地在下課後向班主任劉陽抱怨：“你們班如果再不採取強制措施，僅有的幾個有機會升上普通高中的學生絕對沒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們班上課就頭疼，真不想給你們班上課了！”

　　劉陽隨後走進教室，嚴肅地讓全班同學各就各位，嘈雜的教室在干預下漸漸變得鴉雀無聲，隨後劉陽再次向全班同學發出警告：“説了多少次了，你 們如果誰要是不想讀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別在這裡給我當混世魔王，你浪費自己生命就算了，別浪費其他人生命……下次誰要是還在課堂給我搗亂，我不想再 請家長了，直接給我滾蛋……”班主任講完這段狠話便衝出了教室，隨後九年級少年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該玩玩、該樂樂，有部分少年小聲調侃： “拜託，誰浪費誰的生命？麻煩‘熊貓哥’（九年級少年給劉陽取的綽號，因為其體型很像電影‘功夫熊貓’）別來浪費我的生命！”

　　英語老師肖翩實在不想給這幫“討厭”的少年上課了，一再請求筆者幫忙代一週課。當筆者第一次走進九年級課堂時，新鮮感讓平時上課只是睡覺和相互打鬧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兩天以後，這幫少年就漸漸進入到正常的課堂學習節奏之中。筆者剛剛轉過身寫下一段英語長句，少年就在筆者的背後將一瓶白酒傳來傳去，一人喝一小口；筆者轉過身來，他們故意裝出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樣子。

　　隨後，有的少年開始在課堂上睡覺且不時打出一兩聲呼嚕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則坐在椅子上擺出各種不屑的造型望著窗外的高山發呆；有的在竊 竊私語；有的在折各種紙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著動漫口袋書；也有人故意迎合課堂節奏，等待著一個詞語或一句話從筆者口中説出後，無厘頭地來一段調侃，故意 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課堂提問時，把這個機會當成是個人喜劇表演時刻。筆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維持正常的課堂紀律，那麼一節40分鐘的課至少需要花費 30分鐘以上，而僅有的稍微安靜的幾分鐘不過是鄉間少年們玩累了的時候。

　　筆者曾任教于某直轄市一所著名中學，幾乎從來不會單獨花時間去專門干預一堂課的紀律。但是在雲鄉學校，筆者只能在低度紀律管控中展開教學， 很難在40分鐘課堂內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學。事實上，鄉間的大部分少年也並不在意老師究竟如何講或講了什麼，真正能專注聽完一節課的少年寥寥無幾，還常常受 到其他少年的干擾。

　　一週的代課即將結束，這幫少年在課堂中更是鬧騰，筆者幾乎要用聲嘶力竭的吼聲來隨時干預課堂紀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筆者與英語肖老師交流後獲知：原來這幫少年的課堂表現已經是很給筆者“面子”了！在肖老師的課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於公開抽煙、喝酒和頂撞老師。

　　如果九年級是因為少年們漸趨明確的升學無望而出現這種課堂消極行為，那麼八年級會不會情況好一點呢？筆者來到八年級課堂，隨班聽課半個月。 與九年級相比，八年級確實有所收斂，但尷尬的是：始終跟著老師思維走的八年級少年日趨稀少，大多數八年級少年開始有了九年級消極課堂行為的潛在表現，以遞 紙條、走神、睡覺等方式隱性對抗課堂教學的少年越來越多。與九年級幾乎全部消極課堂行為相比，英語和數學是八年級少年們最富隱性對抗的兩門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