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醫院的發展似乎還看不到邊界。根據國家衛計委發佈的數據，2015年年底，民營醫院達到了1.45萬個，佔據了中國醫院總數的半壁江山。2005年的時候，這個數字還只有3200多家，10年來，數量翻了超過4倍，並且還在持續增長之中。
一段時間以來，由於個別民營醫院醫療糾紛所引發社會批評，將龐大的民營醫院群體再次推向污名化的邊緣。但對於中國越來越多的醫療需求而言，民營醫院正在中國人的生命中扮演更多的角色。要説像激進者所述那樣取締民營醫院的輿論，這樣的場景確實難以想像。事實上，民營醫院貢獻了超過1/5的服務量。
離開了歷史，我們無法理解未來。在對16位來自醫院、協會、企業和政府的相關人士採訪後，我們試圖拼出民營醫院自誕生以來的生長、進化的圖景。
尋找中國民營醫院的活化石，是這項調查的一個任務。因為它就是一部中國民營醫院的發展史。30多年來，中國民營醫院究竟如何完成進化，尚無詳敘。我們的調研發現，北亞醫院或是改革開放以來存活至今的最早的民營醫院。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説，中國的民營醫院正走入青年期——一個蛻變與轉型的時期。國家衛計委如何看待這個“青年”？6月8日，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宣司司長毛群安回復經濟觀察報關於民營醫院政策支援引導監管的問題時説，“在簡政放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服務，推動行政審批體制的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監管和指導的力度，按照國務院的要求，”放、管、扶“結合，督促並推動社會辦醫的良性發展。”
登上舞臺
儘管出身醫學之家，肖正權現在回憶1993年初識北亞醫院時，也沒想過有一天他會買一家能成為北京乃至中國存活最久的民營醫院。
“‘北亞骨科’，明年整整10歲；‘北亞醫院’，30歲；‘北亞’就是32年。”北亞醫院院長肖正權回憶“北亞”醫院歷程的關鍵時間節點。
在肖正權的記憶中，改革開放開始時，還沒有“民營醫院這一説”。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民營醫院萌芽。十年時間，民營醫院歷經了從可試水但必須挂靠，到可獲得法人地位。
1979年4月，衛生部、財政部、國家勞動總局聯合發出《關於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意見的通知》，拉開新時期醫改的序幕，確立了醫療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公有制為主體，實現多種所有制並存的醫療服務。此份文件，在民營醫院的發展史上，首次為民營醫院的誕生提供了基礎。
次年，民營醫院的真正迎來政策鬆動。1980年8月，國務院批准原衛生部《關於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合法存在，以補充國家和集體力量的不足，並對其進行嚴格管理。
這一政策的鬆動形態是，允許社會辦醫，但必須有組織挂靠。這是中國民營醫院史上邁出的第一步。自此以後，民營醫療機構登上歷史舞臺。
肖正權回憶，1980年代，民營醫院最初的雛形“門診部”開始出現。
1985年，北亞門診部成立，挂靠于北京紅十字會，全程“北京市紅十字會北亞門診部”。創始人丁大賢，肖正權稱之為“先生”，召集2名退休醫生，在大屯(現在的奧運村)成立北亞門診，當時只有內科、外科。
當時，改革開放已啟程7年。每人平均GDP由1980年的463元增長至858元，人們的腰包逐漸鼓起；同時，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手握介紹信才能走出去的時代結束。儘管缺醫少藥依舊，但“外出尋醫”成為可能。
之所以是“門診部”而不是直接設立醫院，肖正權解釋道：“那個時間段，突破不了醫院當中的私有化，但是打了個穿插，比如説醫學會，醫學會到底是誰呢？那肯定是官辦的，這就叫挂靠，這個時間，恰恰是第一批我們國家的民營醫院誕生了。”肖正權説。
據醫療界人士回憶，1984年左右，“廣州益壽醫院”誕生，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家民營醫院，這是一個老年病醫院。
肖正權稱，當時還是“尋醫問藥”、“醫不叩門”的氛圍， 老百姓 崇拜的是醫生，對於是民營醫院還是公立醫院沒有概念，只知道只要是醫生就是治病的，都一樣。
1987年，門診部“升格”為北亞醫院，被定位一級醫院。1990年，北亞醫院搬至雍和宮。
在北亞醫院搬遷的前一年，1989年，國務院《關於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提出，允許有條件的單位和醫療衛生人員從事有償業餘服務。自此，獨立法人的形式被允許。
伴隨著政策的大幅度放寬，挂靠的門診紛紛獨立，而此時成立單體醫院的門檻也較低，民營數量開始增加。
這一時代，利用電線桿上貼牛皮癬小廣告，引患者到賓館房間看病的模式也開始進化，科室承包的模式逐步開始流行。
1983年，衛生部在北京協和醫院蹲點搞改革，實行“上級撥款包乾，超收自行支配，虧損不計”的承包制，以後不少醫院改為技術經濟責任制，1987年後又改為承包責任制。
此次公立醫院改革主以“給政策不再給錢”的方針促使公立醫院一條腿邁向市場化。這個時間段中，很多年輕醫生看到連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便下海。
據北大人民醫院一位人士回顧，剛下海的公立醫院，像旱鴨子，不懂如何利用優勢。開始的前幾年，多數醫院面臨發不出工資的問題，只好回頭求政府再繼續補給。
分水嶺
“廣州益壽醫院”據説僅堅持了6年左右便夭折。關於夭折原因，業界未有太詳細的説法。
這一階段，具體誕生了多少家民營醫院，也無具體的統計數據。1990年代，國企改制大面積推開，經濟活絡，下海成為時尚；同期，1990年代，深交所、上交所成立，股票新生，資本流動加速。
1990年代的前半程，為了提供醫療服務資源，研究院、大醫院醫生採取了和醫院技術合作的方式。“1990年到1995年，醫療技術有一次繁榮，是真真正正的繁榮，也真真正正給老百姓解決了就醫無門，解決了有門的問題。”肖正權笑著回憶，當時他自己也曾以技術“走穴”，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攢下了後來買北亞醫院的錢，“這一時間才是我們這些真真正正的醫院的活躍期。”
肖正權“走穴”時，搬至雍和宮的北亞醫院，佔地三座樓，有280張病床。
到1992年，醫院改革也再進一步。《關於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這一年出爐。相關政策放寬衛生技術勞務政策，體現多勞多得，將醫生收入與創收掛鉤；以工助醫、“以副補主”被鼓勵；允許多渠道籌集社會資金用於衛生建設；股份制醫療衛生機構也開始允許試辦。
此間，在繁榮和政策再度寬鬆的刺激下，今天很多人批評的“科室承包”開始出現氾濫的苗頭，廣被詬病的醫療虛假宣傳也出現了。
承包模式的發展，和1990年代的氛圍關聯。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國家改革的重點領域，而199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産業繁榮活躍，而為了搞活市場，合作、承包制全國開展，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國有企業職工出現第一次下海大潮。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氛圍下，也影響到醫療衛生行業。
在擴大醫療服務資源，以應對越來越多的病患需求背景下，醫院的承包制發展迅速推動，科室承包也應時出現。發展到1995年及後期，這一技術合作模式被放大並開始扭曲，以莆田人為代表，街頭遊醫紛紛變身科室承包人。今天所説的“科室承包”開始出現氾濫的苗頭，廣被詬病的醫療虛假宣傳也出現了。“生意就是這樣，越做越大，街頭遊醫到承包科室，就是一個轉正的過程。”一位莆田醫療人士稱，當時承包一個科室需要幾十萬，而開一家小型的醫院至少也得七八十萬。
發展到1995年左右，一邊是公立醫院市場活躍度不斷提高，一邊是承包科室在鋪天蓋地鋪開，類似于北亞醫院的民營醫院，雖然技術無需質疑卻在逐漸繁榮的經濟環境中首次感受到壓力。“在這兩方的強勢夾擊下，一些原本發揮餘熱而設立的民營醫院日子越來越不好。因為這些老醫生們的觀念裏看病是救死扶傷，不是一門生意，醫不叩門。”公立醫院一位人士説。
1996年，丁先生去世，醫院開始進入一度的沒落期。“院長起著決定性作用，因為涉及到經營思想的方方面面。”肖正權説。2000年末，肖接手時，全院只有9個養老病人，24名醫務人員。
業界將1990年定義為：民營醫院發展史上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之後，中國醫療市場真正活躍起來了，但也是中國醫療服務變形的分水嶺。
承包科室、診所利用街頭廣告爭搶患者，到1990年代後期，醫療宣傳鋪天蓋地。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開始出現扭曲，醫療資訊、醫學技術、醫學資源不對稱大幅出現。
然而，在這一階段中，多數民營醫院、承包科室的個體行醫人士，大都在補缺公立醫院的縫隙，以進入專科領域為主，為口腔、眼科、泌尿、不孕不育等等領域。在這一階段中，較大的民營醫院床位數在200到300張左右，小的在50張左右。民營醫院的分佈主以廣東、浙江為主。
即使存在諸多問題，1997年，被業界解讀為“史上最振奮民營醫院信心的政策”出爐。
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發展的決定》(中發〔1997〕3號)。文件提出，將社會辦醫定位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補充力量。民營醫院的補缺角色、社會地位被真正認可。
這年，雲南腎臟病醫院成立。“我們始終相信，民營醫院一定會成為我國醫療事業的強大補充，這也是我們創辦這家醫院的初衷，也是堅持至今的強大信念。”雲南腎臟病醫院院長葛樹森稱。
問題在聚集
2000年末時，肖正權以120萬接手北亞醫院。在這之前，他任職于中國中醫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從90年代初開始，在“搞活經濟把科研轉化為生産力”的號召下，各科研單位便趕時髦一樣紛紛辦公司。中國中醫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也在列。
丁先生去世後，她老伴堅持多年，但終因財力不支欲將醫院整體轉讓，要求轉讓費為120萬。此時，肖正權所在單位欲接盤，但無法接受這個報價。醫院的全部資産是24個員工，每年28萬的房租。當時業界給出的估值80萬較為合理。
在與丁先生老伴推心置腹後，肖正權答應了120萬的價格。“老先生的一席話很打動我。這麼多年由於經營不好，我把所有的積蓄全都花光了，也借了債，總共的所有是120萬，現在我什麼都沒有，我現在80歲心臟不好，如果明天去世了，所有借錢的人，支援的人，就都沒有辦法了，這些東西都成為遺憾了。”
其時，在肖正權代表單位和丁先生老伴談時，也有買主找到府，但“老先生覺得我也是醫生，還是個'正經人'，覺得我這人不錯，哈哈。”肖正權回憶當時的情景，不禁笑出聲。肖正權接手之後，北亞醫院于2001年脫離挂靠，成立北京北亞醫院獨立法人。
不過，發展到2000年前後，諸多矛盾已經開始在民營醫院身上聚集。
國家對於醫療機構進行分類管理，營利性機構一律參照執行企業財務制度，並且開始徵收營業稅。這個時期，民營醫院都是商業用水、用電、用地，運營成本比公立醫院高出一截。稅率的再增加，使得在公立醫院和承包科室擠壓下的民營醫院盈利更加困難。
溫州康寧醫院成立於1998年，據《健康報》報道，康寧醫院的統計顯示，開始幾年所有稅收匯總高達醫院營業額的20%，超過醫院的毛利。這樣的負擔，壓得3位股東“喘不過氣來”。
2005年，溫州市衛生經濟學會完成了5所公立醫院和7所民營醫院的稅費負擔及其實際承擔能力的調查，結果顯示，公立醫院的年每人平均收益比民營醫院高出5.57萬元。
趙淳發表在《中國衛生産業》2005年第11期的文章《民營醫院稅收之我見》中寫道：在溫州，現行的稅費總負擔已超越了當地營利性醫院的實際承擔能力……現存民營醫院將因鉅額虧損也會使公立醫院的改制望而卻步。
民營醫院人才問題一直是一大困境，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在公立醫院的人事結構中，醫生們的職稱、人事關係都在地方人事局，一旦脫離公立醫院體系醫師職稱將無法再進行。同樣，退休等等保障體系也將脫離。這成為束縛醫生們流動最大的因素。民營醫院的人才來源，部分是公立醫院退休後老專家的聘請，以及擠不進公立醫院的部分護士、醫學專業生的雇傭。但這樣的人才結構，以及公立醫療體系的歷史積攢因素，使得其無法比拼。因此，患者的就診目標開始專向公立醫院。
醫保政策的實行，對於民營醫院來説是一大變局。
2000年，中國拉開城鎮職工醫保帷幕，國有企業的職工第一批上了醫保。在這之前，實行的是公費醫療，與企業內部解決制度。如國家幹部享受公費醫療，廠礦職工的就醫在本單位的職工醫院，單位負責制。
城鎮職工醫保首先落地在公立醫療機構，這一落地幾乎將90%的病患導向了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界詬病，這是一種不平等對待。
據趙淳介紹，在這個階段中，多重政策夾擊，民營醫院幾乎沒有利潤，很多民營老闆們拆東墻補西墻。很多在東拆西借中就沒有了然後。
“民營醫院最愁的是沒有病源，一個醫院的發展他有病源才能夠有口碑，要慢慢做，這時候得耐得住寂寞，沒有錢的時候投資者得繼續往裏扔錢，繼續維持。行業有句話，叫真正做好口碑了，爆發力是幾何形增長的。”趙淳稱，凡是挺過來的，現在都活的挺好了。
也就是從這一年，民營醫院分會開始呼籲，取消民營醫院營業稅。這一呼籲便是8年。業界的估計説，從2000年算起的8年間，誕生的民營醫院最終有三分之二沒有了後來。剩下的成為今天正規民營醫院領域較為有代表性的醫院。
然而，這一階段的中國醫療市場矛盾越積越多。由於吸引病患越來越困難，一些民營醫院逐漸脫離救死扶傷的本職。2000年，衛生部下文嚴禁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將本單位的科室或業務用房租借或承包給社會上非醫務人員從事醫療活動。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
肖正權稱，2000年叫停公立醫院承包亂像，“被清理的過程當中，國家開了口子，可以辦院，可以自然人申請辦院，這個時間申請辦院。”這一時期，莆田係辦醫院迅速發展。在自然人辦醫院的同時，2005年左右，部隊醫院可承包被莆田係發現。
此時，醫藥市場的需求也已在爆發期。“到了2001年，雖然政府衛生投入明顯增加，但還是難以滿足人們的需求。於是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鼓勵規範民營醫院發展的政策，中小規模的專科民營醫療機構繼續快速發展，一些規模較大的綜合民營醫院開始出現，醫療服務市場競爭態勢日趨激烈，部分民營醫院真正開始呈現職業化管理，呈現可持續發展的態勢。”雲南腎臟病醫院院長葛樹森説。
在北京聖馬克醫院創始人黃國煌眼裏，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醫院火起來就在這個時間。1999年開始，他也從銷售鐳射器械轉身。先去了深圳博愛民營醫院做職業經理人，負責品牌和市場。
2005年，企業辦醫院也開始興起。據衛生計生委的數據統計，發展到2005年，經歷過市場的淘汰和新生後，全國民營醫院的數量是3320家。
持續放量
2005年，民營醫院開始了再度持續放量的高峰時間。
在民營醫院發展史上，這是第三波放量式成長。第一波是，挂靠門診部的成立，第二波是允許設立民營醫院。
衛計委公佈的統計年鑒顯示，2005年到2012年，民營醫院數量由3220家，翻了3倍至9786家。同期，公立醫院數量則下降了2000家至1.3萬家。
衛計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告訴本報記者，截止到2015年年底，民營醫療機構達到了1.45萬家。
不過，民營醫院高成本的運作模式仍在持續。醫療機構數量迅速膨脹的時代，也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時代。
“這個時間段裏，正規與不正規已經開始出現很大分歧。這是隨著老百姓意識的提高，以及市場經濟發展所決定的。”一為公立醫院人士稱。
民生耳鼻喉專科醫院2005年創立。創始人謝從平説，剛開業時，也學著莆田係一些人的經營模式，來了病人狠收錢。不過，口碑是無形廣告，第一個月虧了接近100萬，第二個月繼續，第三個月虧的更多……無論他怎麼想著方法提高收費，但阻擋不了越虧越嚴重、客流越來越稀少的處境。“在不斷虧損面前，我開始考慮，這個醫院要建立成什麼樣的醫院。假如是我自己父母、朋友心目中的醫院，那或許才是對的。”謝從平稱。
謝從平稱，現在回頭來看，做醫院還是要經營口碑，價格不離譜，治療效果好，復診以及熟客率就上來了，這才是最正當的獲客之道。
謝從平的民生耳鼻喉專科醫院一直到2008年才開始實現微利，到2014年時，武漢耳鼻喉專科醫院盈利1000萬元左右。目前，民生耳鼻喉專科醫院集團旗下有5家專科醫院。
發展到2007年，北亞醫院真正意義上骨科醫院已經展露雛形。“就是兩個老百姓不滿意了。他們都認為你既然能看骨科最難的病股骨頭壞死，那我這骨頭骨纖維增生和骨軟化症，肯定你也能看。”在這樣患者需求下，一個綜合醫院骨科科室變成了一個骨科醫院。
關於民營和公立的問題，肖正權稱，一直感受不是很深。“老百姓不管你是民營不民營，我無數次問他民營醫院你信嗎，他説，我們是來看病的，不是來看醫院的”。
不過，這一階段裏，矛盾積累並不斷爆發。很多問題開始受到社會強烈的詬病。藥價虛高、商業賄賂、假藥、數名醫藥官員落馬，醫藥領域的醜聞頻發。這是一個質疑與爭議的時期，2005年中，國研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報告披露，稱中國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總體上是不成功的”，並被社會解讀為市場化改革所致。
2009年，迎來了新醫改。《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這一年出臺，標誌著新一輪醫改正式開始。國家在民營醫療機構準入和執業等方面，不斷出臺鼓勵性政策。
2013年，《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再度指出，放寬非公立醫療機構市場準入以及完善財稅價格政策；提出2020年健康服務業總規模達到8萬億元以上。
回歸本質
記者採訪的多位民營醫院人士都認為，現在到了一個真正的轉型期。
目前，民營醫院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公立醫院，2015年，社會辦醫療機構門診量已佔全國門診總量的22%。
“中國真正的民營醫院鳳毛麟角，你可以到處去看。”百洋醫藥集團創始人付剛稱，醫療的核心特點就是慢，不是快，誰想快速掙錢就是傷天害理，必須慢慢積累。百洋醫藥集團是國內重要的藥品分銷商。
“我們也不斷完善監管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鼓勵社會辦醫療機構的健康發展。”毛群安司長説。對於目前民營醫院的發展，毛群安司長認為：“社會辦醫了機構目前還存在一些人才、技術力量方面的困境，同時在醫療品質、社會信譽度方面還有待提升。”“如果從2005年至今看，民營醫療機構進入了矛盾積累期與爆發期，部分民營醫院開始退出，另一部分發展規範的民營醫院開始突出專科優勢建設，進而發展成民營醫院的標桿，可以和一流的三甲醫院分庭抗禮，可以説，真正進入了規模化發展的階段。”雲南腎臟病醫院葛樹稱，如果談民營醫院“進化論”的話，從外部因素來看，政策的導向和市場的需求是影響民營醫院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內部因素，則是醫院自身能否在社會發展的洪流中發展自己，從而適應社會的發展，政策的變化，持續滿足市場的需求。
“民營醫院是種樹，而現在很多人都是栽樹。種樹是從小苗開始呵護它長大，它需要很長的歷史。根就會扎相當結實，理念和文化這就是根。現在很多資本豪斥幾個億就開了醫院，很多是奔著經營而來，這就是栽樹。”肖正權稱，醫學需要道德來支撐，醫學絕對不能用商業模式來支撐。而這也是這麼多年來眾多倒閉、又興起的民營醫院走歪了的根本原因。
黃國煌看來，深圳博愛醫院就是其中一家從小樹苗種起的大樹。“博愛醫院的院長開會時總和我們強調三句話，特別經典，我到現在都非常受用，他第一句話是：把病人留下；第二句話是：把他的錢留下；第三句話：他(如果生病了)以後還來。”黃國煌回憶2003年時博愛醫院院長的經營之道，“院長所説的把他留下，首先要有能力，這就是説打鐵還要自身硬，要連自己的技術和醫院的合理規範，你不能把病人幫到床上。那病人留下了，服務好，把他的錢留下。如果我們服務好了，他以後生病了還會想到我們，他身邊的人也會來。”
“其實，這三句話真做到了，民營醫院已經很正規了。首先，醫院的品牌推廣是靠口碑效應來的。病人還來，是説明收費、服務等等都比較合理。每個人都會比較，如果不好，他不會再來。”一位公立醫院專家説。
“民營醫院要想能長期穩定的良性發展，唯一的著力點只能是醫療品質和服務的不斷提升。”雲南腎臟病醫院葛樹森稱。
對於民營醫院未來的發展期待，衛計委希望社會辦醫療機構走差異化發展道路，與公立醫院形成功能互補，良性有序的市場競爭格局。
“我們也鼓勵社會辦醫舉辦新興、急需的健康服務，包括老年護理、日間護理、臨終關懷等。”毛群安稱，“同時，我們要積極引導社會辦醫療機構走內涵建設的發展道路，注重內涵建設，不要片面擴大規模。”
“我一共參加了30多家醫院的投資，最後我還是有點不務正業，整形、口腔、社區服務我都做了，包括婦産我也做了很多，我感覺耳鼻喉相對其他的還是難一些，成熟期要長一些。”謝從平稱。在謝從平眼裏，隨著環境污染等因素，耳鼻喉的市場也在增長，達2000億市場規模。
據了解，謝從平為了做好醫院，聘請了復旦大學醫藥管理所副所長張碧雲坐陣(做執行董事)。
謝從平的發展模式，在當下幾乎代表了部分民營醫院的思路。
如恒康醫療集團，在打造的醫療産業鏈上，醫院的核心是保持公益性，提升人才與醫療技術。盈利則在其他鏈條端。
“民營醫院第一個首先是依法，這個是在醫院裏面依法；第二有沒有誠信？不能糊弄老百姓。第三在診療上有沒有規範？這個診療方法是要驗證，一定要有規範。國際有國際的指南，國內有國內的規範。你必須要規範，你不能説我把骨頭拉長一點，拔高一截，像這樣的非法事項不可以做。”廈門弘愛醫院院長、原廈門大學中山醫院副院長張振清稱，這幾個依法誠信規範做到以後，還有什麼做不到？
“有些醫院想做大，想做百年老院就衝上去。做不到的也許是技術不行，也許是資金不行，也許是土地不行，也許是誠信本身把他殺了，自己就滅了。這是社會淘汰，這是一個規律。”趙淳稱。
“我們會進一步加強全行業的監管，堅決依法懲治和打擊違法違規的行為、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在6月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毛群安司長回復本報關於民營醫院政策支援引導監管的問題時説，“在簡政放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服務，推動行政審批體制的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監管和指導的力度，按照國務院的要求，”放、管、扶“結合，督促並推動社會辦醫的良性發展。”
(責任編輯：陳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