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交流如何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

 題：佛教文化交流如何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

——專訪重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孝容

2024年是“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緣相近、人文相通，佛教文化是交流的重要紐帶。佛教文化如何影響東盟，在中國特別是重慶有何影響？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佛教文化發揮何種作用？重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孝容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佛教文化在東盟國家居何種地位？

楊孝容：佛教在東盟十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不容忽視。比如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四國皆以佛教為國教，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總部即設在泰國曼谷。越南、新加坡第一大宗教為佛教。從重慶漢藏教理院走出的演培法師，曾在新加坡傳揚並踐行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

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佛教也都有相當影響。其中，馬來西亞、菲律賓曾有太虛大師的學生弘傳人間佛教。歷史上，印度尼西亞也留下了“世界最大的佛寺”婆羅浮屠大佛寺。

　　(資料圖)印尼婆羅浮屠佛塔 中新社記者 劉可耕 攝

中國亦深受佛教文化影響，2018年4月發佈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顯示，截至當時，中國共有約3.35萬座佛教寺院、22.2萬名佛教教職人員，佛教信徒眾多。

佛教在東漢時期即已傳入重慶。在重慶，大足石刻是馳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遺産，梁平雙桂堂被尊為西南禪宗祖庭，此兩者亦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尚有重慶縉雲寺、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等多處涉佛教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中新社記者：重慶與東盟國家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狀如何？

楊孝容：佛教文化素來注重民間交流，國際友好交流更是中國當代人間佛教提倡的三大優良傳統之一。重慶佛教界與東盟地區佛教界素來聯繫緊密，並因之影響到其他方面的交流。

明末清初，破山海明禪師在重慶雙桂堂開創雙桂禪派，因其對西南禪法的深遠影響，雙桂堂後被尊為西南禪宗祖庭。

抗戰時期，太虛大師主要在重慶漢藏教理院所在的縉雲山駐錫，在此期間曾向漢院師生系統宣講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最終經編輯整理，以1945年重慶海潮音雜誌社出版的《人生佛教》為其晚年定論，也可視為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成型的標誌。故重慶縉雲山有“人間佛教”肇始地之稱。

抗戰爆發初期，日本訓練了日蓮宗僧徒著南傳佛教僧裝進行宗教間諜活動，在東南亞、南亞的仰光、加爾各答、科倫坡等地，以英語或當地語言進行欺騙性宣傳，混淆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性質，企圖阻撓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中國佛教界為此積極應對。1939年至1940年，由太虛大師任團長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從重慶出發，先飛到昆明，再經滇緬公路車行出國，歷時半年余，遍訪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地，從佛教立場澄清了相關事實並宣傳抗戰，爭取到各國同情支援中國的抗戰，收效顯著。

此外，當時重慶佛教界還曾組織過一支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前往東南亞國家徒步宣傳中國的抗戰，亦有成效。

20世紀90年代，當時的四川省宗教局亦曾多次組織“佛教訪問團”到泰國、新加坡等地訪問，以期開闊眼界，廣結法緣，增進友誼。重慶的惟賢、竺霞、心月等法師即為訪問團成員，加強並聯絡了與東盟國家的友誼。

近年，心月法師的弟子道堅法師主持成立了重慶華岩文教基金會、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機構，曾與泰國當地院校合作，舉辦過一些佛教文化活動。

2024年4月，重慶華岩對外文化交流中心在泰國曼谷東方學院展出中國·華岩寺藏敦煌絹畫作品，吸引了眾多當地民眾參觀，促進了中泰文化交流。2024年7月，中國華岩寺藏·佛像剪紙展又在新加坡淡濱尼體育館展出。這一主題的展覽此前曾在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東盟國家展出過。

佛學教育方面也交流不斷。2024年7月，重慶大足聖壽寺一位法師前往新加坡佛學院攻讀佛學研究生。近年，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亦有在西南大學攻讀宗教學專業佛教方向的研究生。

中新社記者：中國重慶與東盟國家現今實際往來狀況如何？

楊孝容：在世界版圖上，中國與東盟地緣相近、山水相連，産業有較高互補性，是極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其中，重慶與東盟的合作較為緊密。

2024年上半年，重慶對東盟的進出口總額為545.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3%，佔重慶外貿總值的16%，東盟繼續成為重慶最大的經貿合作對象。

在非經貿領域，2010年，中國法學會依託西南政法大學創設中國—東盟法律研究中心，整合中國與東盟法律法學資源，聚焦中國—東盟區域法治建設研究、涉東盟高端法律人才培養以及東盟法律數據庫建設等，為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服務。

2021年12月，重慶東盟合作中心成立，有意打造重慶市與東盟各國合作資源集中的窗口和載體，定位商貿服務、産業合作、中心合作、文化旅遊和展覽展示五大功能，深化重慶市與東盟經貿、文化、旅遊、物流等領域的合作交流。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佛教文化可以如何發揮作用？對此有何建議？

楊孝容：第一，佛教文化可為經濟發展提供“文化支撐”“文化引導”作用，進而實現佛教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共生共榮。東盟國家所在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也是南海佛教文化圈範圍。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佛教文化將有助於聯結、融合西部陸海新通道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第二，佛教文化可以在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協助發揮中國與東盟國家睦鄰友好、人民相親、互利共贏的橋梁紐帶作用。人文交流是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重要一環，佛教文化的民間交往是其中內容之一。應充分運用南海佛教圓桌會、博鰲亞洲論壇宗教分論壇、世界佛教論壇、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等交流平臺，通過各種形式的佛教文化國際交流活動促進彼此民心相通。

第三，調動社會各界特別是佛教界的力量，在重慶及中國西南鄰近東盟國家的其他省區，鼓勵以寺院或佛協為主體與東盟國家佛教界展開多種多樣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動，嘗試與東盟國家的城市或寺院互結友好城市、友好寺院等，還可在佛教公益慈善、寺院管理、人才交換培養與佛教教育等方面合作。

第四，在中國—東盟中心的統籌下，聯合重慶及各地與東盟相關的平臺，共同激發佛教文化在與東盟進行貿易、投資、教育、文化、旅遊和資訊媒體等領域交流合作中的輔助作用。加強與各地宗教管理、佛教協會、佛教院校以及人文社科研究單位、高校等相關部門、團體、科研機構的聯合，進行與東盟國家佛教及宗教相關的學術研討，助推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完)

受訪者簡介：

楊孝容，宗教學研究員，哲學博士。1998年以來供職于重慶社會科學院(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近20年主要致力於漢藏教理院與民國佛教、西南佛教研究。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學研究》等學刊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藏教理院與民國佛教研究”及重慶社科基金項目“重慶佛教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