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呼和浩特2月27日電 題:薩拉烏蘇遺址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有何意義?
——專訪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教授劉青瑜
中新社記者 李愛平
20世紀20年代,一枚舊石器時代晚期智人左上外側門齒,打開了一個轟動世界的舊石器文化遺存寶庫。聞名於世的薩拉烏蘇遺址到底有何秘密?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考古文博係教授劉青瑜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薩拉烏蘇遺址發掘過程是怎樣的?
劉青瑜:薩拉烏蘇文化遺址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烏審旗無定河鎮大石砭村至大溝灣村。1922年法國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桑志華在大溝灣撿到三件石化的人類肢骨。1923年桑志華和法國著名古脊椎動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德日進組成考察隊,在小橋畔進行調查和發掘,發現45種脊椎動物化石和一批石製品。後來,德日進研究發現了一顆八九歲幼童的左上外側門齒化石,經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人步達生研究,定名為“the Ordos Tooth”,即“鄂爾多斯牙齒”。
20世紀40年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研究員裴文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兩個專用名詞。“河套人”以那顆“鄂爾多斯人牙齒”為代表,“河套文化”則由水洞溝和薩拉烏蘇兩地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石製品為代表。
1956年至1960年間,內蒙古博物館(現為內蒙古博物院)汪宇平先生在范家溝灣發現一處舊石器地點,並找到一件人類頂骨和一件股骨化石。
1978年至1979年,中科院蘭州沙漠研究所在毛烏素沙地考察,發現6件人類化石和一些石製品,解決了多年來河套人所在地層不清楚的問題。1980年,中科院古脊椎所、蘭州沙漠研究所和伊克昭盟(現鄂爾多斯)文物工作站進行綜合考察,發現人類化石11件。
2006年,由中科院古脊椎所和內蒙古博物館共同主持對范家溝灣地點的考古發掘,發掘和採集到標本1000余件。2022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對薩拉烏蘇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明確了兩處發掘點的文化層,建立了與薩拉烏蘇遺址早期考古發掘點的聯繫。
中新社記者:100年來,薩拉烏蘇遺址都有哪些考古收穫?
劉青瑜:薩拉烏蘇遺址自20世紀20年代發現以來,其首要考古收穫是人類化石,到目前為止,“河套人”化石共出土23件,出自原生地層的有額骨2件,枕骨、下頜骨、肩胛骨、脛骨各1件。
“河套人”的體質特徵已很接近現代人,但保留著一些原始性,如頭骨骨壁較厚,骨縫簡單,下頜骨較粗壯,股骨壁也很厚,髓腔很小等。這表明“河套人”屬晚期智人,屬舊石器時代晚期。“河套人”的門齒和頭部化石特徵,與現代蒙古人種接近。
其次,共獲得500多件石製品,除石核和石片外,石器佔有相當數量。薩拉烏蘇石器最突出的特點是器型非常細小,在文化傳統上屬於賈蘭坡先生提出的華北地區“週口店第一地點(北京人)—峙峪係”(或稱“刮削器—雕刻器傳統”),被命名為“薩拉烏蘇文化”。
此外,共發現脊椎動物化石45種,包括鳥類11種,哺乳動物34種。薩拉烏蘇河是黃河支流無定河的上游,又稱紅柳河,埋藏有大量動物化石。這些以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等組合為代表的典型動物群,被古生物界稱為“薩拉烏蘇動物群”。
薩拉烏蘇遺址還發現有人工打碎的動物骨頭,包括羚羊、披毛犀、野馬、野牛、鹿、駱駝、鴕鳥等,其中以羚羊的角和肢骨最多,説明羚羊是當時人們的主要打獵對象,古人類廣泛利用羚羊角作為一種挖掘工具。
薩拉烏蘇遺址。鄂爾多斯宣傳部供圖
中新社記者:如何評價桑志華與德日進對薩拉烏蘇考古發現的貢獻?
劉青瑜:桑志華1914年以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的身份來到中國,從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調查工作25年,足跡遍及中國北方各省,行程5萬多公里,採集地質、古生物標本達幾十萬件,創建了北疆博物館(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
1922年,桑志華在薩拉烏蘇河流域發現了一處十分豐富的化石地點。為擴大考察成果,桑志華邀請德日進來華,德日進1923年5月到達中國。他們在薩拉烏蘇河兩岸進行調查和發掘,找到了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有偶蹄類、奇蹄類、肉食類、嚙齒類等33種,另外還有鳥類11種。其中有一架完整的披毛犀骨架,是中國境內最早的發現。這次考察發現的人類化石有兩塊股骨、一塊肱骨。
值得一提的是,德日進在室內研究時,從眾多羚羊化石中挑出了一顆晚期智人的門齒。這顆牙齒被混在桑志華1922年8月在薩拉烏蘇河河岸砂層中發掘出的一批化石當中,當時沒有被認出。這顆牙齒是中國首次發現的人類化石。
中新社記者:薩拉烏蘇遺址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有何意義?
劉青瑜:薩拉烏蘇文化遺址因出土了著名的“河套人”和“薩拉烏蘇動物群”而名揚海內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河套人”是目前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所知時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是探討亞洲現代人直接祖先的關鍵所在。“河套人”的發現對後來著名的“北京人”遺址的發掘,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薩拉烏蘇文化遺址是亞洲出土第一件人類化石的舊石器遺址,對研究現代人起源及其文化進化和環境變遷等均具有重要價值。作為反映東西文化交流的代表性遺址,薩拉烏蘇遺址為世界所矚目,在東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劉青瑜,歷史學博士,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考古文博係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社員。主要從事內蒙古文物考古、內蒙古地方史等研究工作。在《基督宗教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余篇,主持內蒙古社科規劃特別項目《內蒙古文物考古概論》,專著《塞外苦耕——近代以來天主教傳教士在內蒙古的社會活動及其影響(1865—1950)》,2012年獲內蒙古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第四屆政府獎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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