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貶海南，蘇東坡和他的黎族朋友喝了什麼酒？

紹聖四年（1097年），命途多舛的蘇東坡接到朝廷“復貶昌化” 的誥命，終於被一貶再貶到了海南島。

雖然海南島地處荒遠，東坡先生又遭迫逐，不得已只能在椰林中建起茅屋“桄榔庵”勉強棲身，但生性豁達的蘇東坡卻在“民黎雜揉”的這裡結識了眾多黎民，沉醉於黎法釀酒之甘美的同時也和黎族同胞結下深厚友誼，寫下了“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的名句。

蘇東坡如何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他的民族觀又經歷了怎樣的轉變？中國民族報“道中華”邀請曾明教授和大家一起重讀蘇東坡，一起關注蘇東坡的民族交往及其文學影響。

記者：蘇東坡被稱為我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全才，但文學無疑是其收穫眾多喜愛最關鍵的因素。那麼，您認為蘇東坡創作的獨異之處體現在哪些方面？

曾明：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説道：“人的一生就像一齣戲，只有落幕後才能判斷這齣戲的好壞。”這句話似乎有些絕對。當我們穿越歷史的厚重幕幔，來看蘇東坡逝世九百多年後的今天，他受到了各式各樣的評價，鑽皮出羽，揄揚升天。中國人對蘇東坡的喜愛，除了他豁達人格之外，也與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卓越成就密不可分。要説文學的獨異之處，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豪放風格的文學。蘇軾是宋代“豪放派”詞的代表，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帶悲涼的感情融入詞中，一掃五代以來婉約奢糜的文風，作品風骨卓然、曠達樂觀、情感真摯、天然率性，表現力極強。二是具有高度的責任意識。蘇軾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紀，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時期。蘇軾的詩文無不體現出他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積極有為、憂國憂民的責任意識。在他的筆下，常常表現出一種剛正宏大的浩然之氣，體現出對歷史、社會、自己負責的擔當精神，是對生命體驗、價值追求、理想信念的融合貫通。三是宋代詩學“活法”説的實踐者。在中國文學史上，蘇軾“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文為賦”“以賦為文”，從而使“舊體”別開生面，使“新體”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學作品眾體兼備，使不同的文學體裁在句式和風格上相互借鑒和融會貫通，從而實現大象無定形，大文無定體，好詩無定法。

記者：蘇東坡的作品中有不少篇章涉及民族交往，尤其是其在儋州流放期間，創作了諸多表現民族風習和民族交往的詩文，您認為這些作品體現了蘇東坡怎樣的民族觀？

曾明：蘇軾的民族觀大致經歷了由前期樸素民族觀到後期平等民族觀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也體現出蘇軾的民族思想在不斷地走向成熟，並趨於圓融。

早年，蘇軾進京城不久參加秘閣直言進諫科考試，曾作《王者不治夷狄論》，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他強調，“《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蘇軾認為不宜以中國之禮儀來治邊疆之民族，其精神實質是嚴華夷之防，反對夏變于夷。可見其早期民族觀仍然是傳統文人士大夫所秉持的那一套，未脫離封建文人的思想窠臼，有其歷史的局限性。

正因為這種傳統的民族思想，因此當蘇軾自己初入邊遠之地時，自然抱有某種成見。這種成見得以轉變，我覺得緣于他登上海南島並在島上居住了近四年時間後。蘇東坡在海南與當地的黎族百姓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他慢慢地融入黎民，繼而以自己的才華回饋他們，最終完成了自己平等民族觀的構建。

劉運良作《椰子冠圖》局部。蘇軾《椰子冠》詩云：“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模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發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圖片來源：海南省人民政府網）

初貶海南，因受到種種嚴苛對待，蘇軾及子蘇過只能自立更生，不僅自己嘗試種早稻，而且也學當地人吃山芋充饑，衣食缺乏之時，更是常常受到儋人饋贈。其詩云：“叩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舂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偷。”又雲，“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問答了不通，嘆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儋人靠著手語比劃贈送蘇軾吉貝布以禦寒，這是多麼溫馨感動的場景。

正因如此，蘇軾自覺放下負擔，很快和當地人打成一片。他本是極好相處之人，就像他自己所説：“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海南的生活，艱苦但不乏樂趣。蘇軾善飲，而儋人黎法釀酒，更深得他的歡喜，以至於經常喝得面紅耳赤。他曾賦詩道：“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又雲：“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蘇東坡在微醉微醺之際去拜訪黎族朋友，卻在林間迷失了方向。怎麼辦呢？那就跟著牛糞往前走吧，找到牛欄那離家也就不遠了。黎族的小朋友吹著蔥葉圍繞著我歡鬧嬉戲，此情此景，儘管我身處天涯流放之地但又有什麼可遺憾呢？這儋州山川之間也自有一股風雅之氣。

蘇軾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夜，在儋州作《書上元夜遊》雲：“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峻靈王廟碑》詩云：“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在《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中説：“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和陶勸農六首》雲：“咨爾漢黎，均是一民。”

蘇軾從樸素的華夏本位民族觀到漢黎一體的平等民族觀的轉變，正是由於他本人政治失意而被貶蠻荒邊疆的生活經歷所決定的。在無法挽回自身的政治命運時，他不得已來到了蠻荒偏僻的海南島，為了生存不得不與當地人打交道。因為不了解而懷有偏見，因為了解而放下成見，蘇軾民族觀的形成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海南島上與當地居民共同生活之後，蘇軾徹底修正了以往對邊疆民族的狹隘偏見。“華夷合同、漢民一體”，正是這些認知上的改變，使蘇軾的民族觀思想變得圓融無礙，也使其人格形象更加豐滿高尚。

記者：蘇東坡的文學創作深刻影響到各民族的文學發展，如清儒即已注意到蘇東坡對金代文學的影響，稱“蘇學盛于北”，此後各民族對蘇軾的接受更是從未停止。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曾明：蘇軾是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得到各族人民永久懷念。他在世時作品便已家喻戶曉，併為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人所熟知和喜愛。

元祐四年（1086）蘇轍奉命出使契丹，此行讓蘇轍深切地體會到契丹人對他哥哥蘇軾的崇拜。彼時，賈島、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作已成為契丹人學習漢文詩詞的主流。蘇轍出使契丹時，正逢蘇軾的詩集《眉山集》剛剛刊印不久，然而蘇轍在奉使途中，竟然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可謂尊崇備至。蘇轍住進驛館後，一抬頭又看到墻壁上也題有蘇軾的詩文，著實讓他吃驚。當有人知道他是蘇軾的弟弟時，便對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紛紛向他打聽蘇軾的事情。蘇轍將此事寫成絕句寄給哥哥。其中説道：“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而當遼國使者進東京辦事的時候，竟然會置外交紀律于不顧，私自打聽蘇軾的居處，跑到住所旁一遍遍大聲朗誦他的文章，非要見上一面不可。契丹人知道蘇軾豪飲，在一次接待契丹使者的宴會上，蘇軾對契丹使者的敬酒略有推辭，這位使者便端著酒杯走到他面前，當場背誦他寫的詩：“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以此證明蘇軾的酒量。可見他們對蘇軾的個人生平及作品已了然於心。

説到蘇軾對後世民族文學的影響，我們可先以金朝為例。金朝是中國歷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統治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的封建王朝。金初（建國到海陵朝）文壇尚無本土作家，不得已而“借才異代”，比如由宋入金的文人主要有宇文虛中、高士談、蔡松年、張斛等人。直到趙秉文、元好問等人登上文壇，才算是真正代表金代文學藝術成就。金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對前朝文化的借鑒，其中蘇軾的影響無疑最大。清代學者翁方綱《石洲詩話》雲：“當日程學盛于南，蘇學盛于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余裔。遺山崛起黨、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為蘇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啟百年後文士之脈。”

作為金代文壇後起之秀，元好問對蘇軾文章的態度，大致可以代表金代文壇的主流觀點。元好問（1190—1257年），號遺山，金元時期著名文學家，《遺山先生墓銘》中説他“係出柘拔（拓跋）魏” 。元好問對蘇軾非常仰慕，曾言：“九原如可作，從公把犁鋤。”其《新軒樂府引》雲：“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齣，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他認為蘇軾的詞不是刻意追求工整，而是不得已而為之。正因為仰慕蘇軾詩文，元好問自己的詩文風格也力求仿傚蘇軾，杜仁傑《遺山先生文集後序》雲：“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杜仁傑認為元好問文章完全可以繼任蘇軾風格。

元代文壇創作主要以散曲為主，詩作則與南宋詩壇有承接關係。明代以傳奇戲曲與小説創作為主，民族作家較少詩文著作傳世。金代是由東北部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歷史上與此相類的大概就是清朝了。清代滿族作家群對蘇軾之詩文藝術進行再認識、再發掘，再弘揚、再傳播，這其中以滿族詞人納蘭性德為代表。他的詞與蘇軾發自內心的主情，靈動飄逸的風格一脈相通，實屬同源，他的詞也代表著清詞創作的最高水準。可以説北宋之後，蘇軾其人其作那種海涵地負的浩瀚氣象，一直在中華大地上回蕩，各族作家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間都受到過其流風余韻的沾溉，文脈書香，不絕如縷。

記者：您認為蘇東坡的民族交往及文學影響，對於今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何啟示？

曾明：蘇軾以民族平等觀對待邊地少數民族，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幫助民族地區發展文教事業，教授各族青少年識字作文，僅以蘇軾在海南為例，受到東坡先生教益的各族青少年就有數十名之多，有的還取得了傑出成就，如儋州的符確，成為海南島歷史上的第一名進士。有宋一代，海南共出十二位進士，蘇軾的教化功不可沒。

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以其非凡卓絕的文學才華和恣意縱情的人格特質，成為中華文化人格的光輝典範，特別是他“華夷合同”“漢民一體”的思想，與今天所倡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謀而合。

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根在中華，根深葉茂；中華文化的精髓，本在中華，本固枝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要求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蘇軾以其不凡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經學根抵，奇妙的文學創作，平等的民族觀念，不斷地影響著歷代文壇。

受訪者簡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2013年10月至2019年04月任西南民族大學第九任校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文學、文論，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詩學‘活法’説考索”等4項，出版專著6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産》《四川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70余篇，其中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摘編、轉摘、全文轉載。先後獲省部級一等獎6項、二等獎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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