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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烈: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文化提供了怎樣的思想資源?

發佈時間:2022-01-10 11:33:13 | 來源:中新社 | 作者:劉舒淩 楊程晨 | 責任編輯:蘇向東

(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三:樓宇烈: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文化提供了怎樣的思想資源?

——專訪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樓宇烈

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 楊程晨

氣候變化是當前國際間共同關注的嚴峻挑戰之一。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宣佈,“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另一方面,氣候問題亦成為西方國家奪取全球治理話語權和議程制定權、甚至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綠色遏制”的重要場域。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出發,會如何看待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挑戰?為什麼説,重興人文精神、東西方文化互補,可以協助克服、擺脫人類創造力的自我異化?中國哲學史名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樓宇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作深入解讀。

中新社記者:人們常説,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您會如何介紹中國文化的自然觀?

樓宇烈:中國人非常重視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它是一種人文的自然觀,是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裏面來考察自然、認識自然,中國文化的一切都是從人出發的,強調以人為本以及人的自覺自律,認為這樣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

天人合一這個概念,在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基本成型的思考方式。其中,天代表大自然,人就代表人類,人類跟大自然應該是一個整體。人類生活在整個的自然環境中間,跟天地萬物是不能分離的。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整體跟個體的關係問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認識。

2021年8月16日,航拍海南臨高新盈港,漁船揚帆起航、耕海牧漁。<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2021年8月16日,航拍海南臨高新盈港,漁船揚帆起航、耕海牧漁。中新社記者 駱雲飛 攝

特別是人跟天的關係。人在天地萬物之間,跟一般的物有不一樣的特點。首先,先秦時期,很多學者特別是戰國末年的荀子明確講到人跟其他生命的不同點,他提出了“群”的概念,即人是一種“社會性”的生命,是有組織的群體,可以駕馭和支配其他生命。其次,人有義,“義”是指有分別,對是非、對錯有判別,義即宜也,人類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第三,我想一定是更重要的,即人為萬物之靈,有很強大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所以人類的活動在天地萬物中間就有跟其他生命非常不一樣的作用。

2021年7月5日,作為全球建築規模最大的天文館——上海天文館揭開神秘面紗,一名小朋友在“探索”太陽的奧秘。<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2021年7月5日,作為全球建築規模最大的天文館——上海天文館揭開神秘面紗,一名小朋友在“探索”太陽的奧秘。中新社記者 湯彥俊 攝

中新社記者:這裡,應如何更好地理解人和天地的關係?

樓宇烈:中國文化對人跟天地的關係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句話出自《禮記·禮運》,就是講人在天地之間的地位。天有其時生萬物,地有其財養萬物,人有其靈治萬物,治就是治理、管理。人的言行舉止都跟我們的心有關係,心裏面怎麼想就會怎麼做、怎麼説。人類有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舉動,也會影響到天。作為天地之心的人,只有以正義心才能跟大自然和諧相處;要是有邪心的話,就會造成天地和人的關係出現矛盾衝突。

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個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很深刻的,從基礎上建立起人對自我的認識。所以,我講中國的文化是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認識客觀的萬物世界,首先要認識人;掌握了人生活在宇宙萬物中間的這一特點,才能處理好人跟萬物的關係。

處理好這組關係,主動權主要在人類。人類是自覺、自律的生命,其他生命都是被動的、自發的,它們不能改變宇宙。從整體來講,人類也無法改變自然規律,天氣不會因為人類的喜好而改變,但人的行為對自然的影響遠遠超過自然的生命。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一種自然觀、生命觀。

另外,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還涉及倫理道德。中國人認為做人的道德是從天地萬物中學來的,把天地萬物自發的行為變成人的自覺行為,這也是人類脫離動物的野蠻、創造文明的一個標誌。文明這個詞的核心,是講人的自覺自律這些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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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初,安徽省黃山風景區迎來新年首場降雪,黃山銀裝素裹。中新社記者 毛建軍 攝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經歷過很多極端氣候的挑戰,歷史上,中國文化或其中的自然觀是否做過調整?

樓宇烈:我覺得沒什麼特別大的調整,它是一貫的。我們須掌握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中”,“中”有很多意義,我著重講兩方面。一個是平衡,中國文化認為,“中”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天地之間萬物有不平衡、不對稱的時候,但最終一定會止于“中”。不能讓你的慾望過頭,這是“中”的一個意義。

另一個意義是“內”,跟“外”相對。例如,中國對待新冠疫情,我們都是求諸於“內”,從人自身的提升、完善、保護來加以抵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認為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提升自我。當然,並不否認,我們也可以採取外在的輔助手段去抵禦它。這也是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去思考問題。

中新社記者:那麼,影響今天中國的自然觀,您覺得它有什麼樣的特點?

樓宇烈: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自然觀,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用西方的科學思維、用分割的辦法來看問題,看不到整體與部分的不同。整體與部分是相關的、不能分離,它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種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思維,給人們感覺是分得越細越清楚越好。其實越整體更重要,我們從整體來看,才能解決問題。這也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中新社記者:如果説今天的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太多,那麼您認為今後應該往哪個方向去做調整?

樓宇烈:我覺得要把中國文化中的自然觀突出起來,應該看到中國文化中的自然觀,它的整體觀、以人為本的觀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們今天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自身的身心關係都會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們不要看到事物之間只有鬥爭,其實中間還有相互的協助,中國文化中常常講的相生相剋,相剋中間還有相生,相生中間還有相剋。

中新社記者: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極端氣候事件頻繁發生,您如何看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樓宇烈:我覺得還是要從根本上來解決,其實還是要從人類自身身上去找原因,正因為人類的慾望過分膨脹才産生這些問題。這跟現在科技的發展也有關係,手段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人們覺得可以為所欲為。最根本,還是要從人自身出發,克制自我,否則問題很難解決。

我曾經多次提出過,科技的發展一定要受到人文思想的指導,什麼該發展、什麼不該發展。如果發展是對人類有益的,我們可以做;如果是對人類有害的,我們就不一定要去發展它,甚至不要去創造它。緩解人類自我慾望的膨脹,這樣才能夠去改變現在這個情況。

從這一點上,我覺得中國文化對人類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中國文化更注重人,人要做物的主人;重要的不是物質文明,不是科技文明,而是我們人類自覺自律的問題。

航拍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航拍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中新社發 賀俊怡 攝

中新社記者:近來,西方一些國家提出“應對氣候變化靠中印”等觀點,對發展中國家施壓。您如何看待東西方之間的分歧及合作空間?

樓宇烈:我覺得這完全是一種利益在驅使,已經獲得了利益的一方,就不讓人家再去獲得利益;已經走過的道路、有經驗教訓,但不讓人家也富裕起來、也發展起來。

作為榜樣,應該是互助,特別是強者要幫助弱者,這才是先進。強者欺負弱者、佔領弱者,這樣的文化怎麼行?

中國文化認識到動物跟人類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競爭、弱肉強食;一個有互助,強者幫助弱者,輔助弱者。把這樣的理念傳播出去就好了。當然西方有很多人認識到國際間的氣候合作很重要,也會督促他們的政府去做。但要從根本上解決,我覺得很難做到。

2021年2月,雲南西雙版納,亞洲象種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一名工作人員帶領亞洲象進入原始森林進行野化訓練。<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2021年2月,雲南西雙版納,亞洲象種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一名工作人員帶領亞洲象進入原始森林進行野化訓練。中新社記者 康平 攝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現不少困難,您會建議如何做好對話的工作?

樓宇烈:中外文化思想上的差異很多,但還是要進行交流,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強迫改變是不可能的,要通過我們的生活實踐去影響。

如果去看一下歷史,當時“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通過商人的生活去相互影響。中外文化在價值觀、生命觀、思維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不同沒關係,可以共存。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把我們的生活狀況展示給別人看,我們現在提倡節約糧食、保護自然,這很好。言教不如身教,讓外界看到中國人是這樣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完)

2016年8月,祖孫倆在河北塞罕壩玩耍。近60年來,塞罕壩林場建設者們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艱苦創業、接力奮鬥,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樹立了世界生態文明建設史上的生動範例。<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2016年8月,祖孫倆在河北塞罕壩玩耍。近60年來,塞罕壩林場建設者們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艱苦創業、接力奮鬥,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樹立了世界生態文明建設史上的生動範例。中新社記者 楊可佳 攝

受訪者簡介: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講記》《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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