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稱，自5月15日三大運營商公佈“提速降費”方案以來，部分“提速降費”措施仍未落地，也無具體落地時間表。相比固網寬頻提速降費的大刀闊斧，以4G為主的移動數據流量價格調整大多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無論是紙面方案的“紅利”，還是實際兌現的“紅利”，廣大消費者對此都不甚滿意。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大家應該有點耐心，因為運營商提速降費受到了經營條件、業績考量和歷史因素的制約。包括但不限于網路運營商調整計價系統、經營策略需要時間；4G移動網路尚在大規模投入階段、成本運營維持在高位，限制了下調費用的空間等理由。消費者當然體諒這些現實困難，不過人們擔心真實的理由並不在於此。

　　儘管“提速降費”是億萬消費者的心願，但它近期成為熱點，與李克強總理三番兩次公開提及有關係。在今年3月全國“兩會”時，在4月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在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甚至在訪問智利的時候，李克強都提到了網速或網費的問題。可能正因為總理的幾次督促，三大運營商的“提速降費”方案才得以面世。

　　由此，也出現了一種聲音認為提速降費是有形之手推動的，缺乏市場的邏輯，所以運營商遲遲不肯動手。這種觀點似是而非，至少有兩方面的漏洞。一方面，當前運營商服務的定價就是市場決定的嗎？如果定價是市場決定的，那麼廣大消費者那麼急切地盼望提速降費，為何沒有運營商積極響應市場的呼聲，搶佔更多的市場份額？如果定價本來就有行政之手的影響，比如行業的準入門檻，那麼行政之手督促改革，又有何不妥？

　　另一方面，運營商拒絕提速降費的後果是讓更多替代品出現，最終蠶食了原本的市場。李克強説過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中國去年一億多人次出國旅遊，但是出國漫遊的增長速度卻是下降的，因為漫遊費太貴了。很多導遊都帶一個隨身WiFi，既方便組織遊客，又為他們省了錢。此外，微信等的出現，短信業務幾乎全線潰退，傳統語音服務恐怕也在大幅下滑。換言之，三大運營商把價格定得越高，失去的市場也就越多。

　　從這個意義上説，總理督促運營商提速降費，與其説是代廣大消費者説出心聲，為他們謀取福利，還不如説是給運營商出謀劃策，指出一條生路。這只有形之手，不是給運營商打板子，而是指示牌，讓它們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改革，順應民意，爭取市場份額，不要等大勢已去才痛苦地覺悟。

　　“提速降費”的市場邏輯還不止於此，當前中國的網速在全球排名靠後，既有服務意願不足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落後的原因。這方面，國家也鼓勵運營商與更多社會資本合作，通過大規模的資訊基礎建設，既能提升網速，還能拉動投資、促進穩增長、增加就業機會，如此利好，何樂而不為？

　　再者，提速降費也不是簡單地讓運營商“割肉”“燒錢”，網速提升之後，消費者的許多網路需求就會被極大地創造和釋放，這些需求對應的都會是運營收入。三年前，每月手機流量有個幾百M就完全夠用，現在一兩個G可能還會超標，這種倍增的需求在今後還會持續。

　　因為大量網路應用的良好體驗依賴於網路的高速度，智慧城市、智慧穿戴、智慧家居等都需要網速的支援，尤其是“網際網路+”、“工業4.0”的發展，都離不開網路建設。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運營商提供了高速網路服務，不僅僅是自己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空間，還讓上下游産業鏈獲得了發展機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會因此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