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印發《“寬頻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首次將寬頻網路建設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的背景下，《經濟參考報》記者最近在天津、安徽等地調研發現，儘管多地已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並積極落實，不過由於新建住宅光纖入戶配套設施缺位、通信設施拆改浪費巨大、投資大收益低等原因，“寬頻中國”戰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遭遇種種難題，新建住宅應採用光纖到戶方式建設政策在許多地方執行中幾乎淪為一紙空文。

　　新樓盤配套缺位老樓盤“收費”驚人

　　儘管文件要求住宅建設單位必須同步建設住宅區內通信管道和樓內通信暗管、暗線等通信設施，預先鋪設入戶光纖、預留設備間，但是記者調查發現，新建住宅需預先鋪設入戶光纖等規定，在許多地方的執行中幾乎淪為一紙空文。

　　2013年3月印發的《住房城鄉建設部、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貫徹落實光纖到戶國家標準的通知》中明確規定：自2013年4月1日起，在公用電信網已實現光纖傳輸的縣級及以上城區，新建住宅區和住宅建築的通信設施應採用光纖到戶方式建設。住宅建設單位必須同步建設住宅區內通信管道和樓內通信暗管、暗線等通信設施，預先鋪設入戶光纖、預留設備間，所需投資納入相應建設項目概算；新建住宅區和住宅建築涉及的通信管道、樓內光纖、設備間等通信配套設施，應滿足多家電信運營企業共用使用的需要，保障用戶自由選擇的權利。

　　按照該文件的要求，住宅建設單位應組織對光纖到戶通信設施進行驗收，光纖到戶通信設施未按要求驗收或者驗收不合格的，不得介入公用電信網。

　　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新建住宅需預先鋪設入戶光纖等規定，在許多地方的執行中幾乎淪為一紙空文。中國移動天津公司計劃部項目經理蔡向陽告訴記者，按照要求，新建小區應該管道到樓、光纖入戶，但在實際建設中，許多開發商並未建設相關設施，也通過了驗收。出於競爭考慮，運營商不可能放棄這些項目，而運營商實現光纖入戶，平均每戶要付出近千元的成本，在有些小區，三大運營商各建一套設施，形成嚴重的資源浪費。

　　中國聯通天津分公司網建部副總經理王曉龍表示，按照規定，新建樓盤“紅線”內的通訊設施建設應該由開發商來完成，但實際執行中，能夠完成的小區幾乎沒有，很多小區連設備間都沒有。作為天津市最大的寬頻運營商，天津聯通每年花在光纖入戶上的投資在2億元左右，其中很多都是“紅線”內的成本，這些成本原本不應該由運營商來出。

　　新建樓盤配套嚴重缺位，而對老樓盤的光纖改造，也遭遇諸多“中國式收費”的刁難。

　　中國電信天津分公司網路發展部高級技術督導紀根茜告訴記者，在新樓光纖入戶或舊樓光纖改造過程中，幾乎每個小區、寫字樓的物業公司都要向運營商收取“入場費”或“管理費”。“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明確的收費標準，完全看物業公司心情，有的收幾萬，有的收十幾萬，有的按戶頭一戶收幾十元，反正收了錢也不開發票。由於入門費用過高，有的小區或單位只好選擇放棄。”紀根茜説。

　　中國聯通安徽分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光纖入戶交給物業公司的“入場費”“進門費”，住宅小區約每戶10元至15元，樓宇每棟2萬元至3萬元，在各單位聯合哄抬下，這些“灰色地帶”的費用還在不斷上漲。今年合肥市兩會期間，民建合肥市委的一份提案顯示，在寬頻改造升級過程中，開發商、物業、企事業單位等對電信運營企業收取高額進場費。初步統計，2013年僅合肥移動推進的寬頻網路升級改造及無線局域網深度覆蓋施工建設中，就有110多個小區、30多所大中專院校因此未能順利開工。

　　除此之外，一些用戶的抵觸情緒也影響了“寬頻中國”的開展。天津市工信委資訊基礎設施管理處處長姚天侍告訴記者，天津市從2011年下半年就開始推動光纖入戶，用光纖來替代原來的電話線，實踐中，一些中老年用戶對網路沒有什麼需求，擔心光纖入戶破壞裝修，還有一些用戶反映光纖入戶後一個多月多出七八度電，因而反對光纖入戶。

　　投資大效益低通信設施拆改浪費巨大

　　考慮到施工和光纜的費用，鋪一公里光纜需要十萬元以上的成本。有些地方位置偏遠，很難回收成本。比如某區縣村裏面招商引資，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工業園，公司拉一條光纜過去需要五十多萬，很多年都收不回成本。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施工金額的高昂和諸多原本不必要的拆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運營商推進光纖入戶工作的積極性。

　　中國電信安徽分公司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城市地區網路基礎較好，光纖入戶每戶需投入的成本約為1000元，大概五年能收回成本；農村地區往往寬頻普及率低、地廣人稀、線路老化損壞嚴重、盜竊線纜犯罪頻發，建網成本很高，運營維護成本更為驚人。在農村投入500億元建網，每年的維護成本至少100億元，且收益率低，可能幾十年都很難收回成本，在沒有任何資金支援的情況下，公司財務狀況會急劇惡化，沒能力進行長期戰略發展。

　　上述説法在天津同樣得到印證。蔡向陽告訴記者，考慮到施工和光纜的費用，鋪一公里光纜需要十萬元以上的成本。有些地方位置偏遠，很難回收成本。比如某區縣村裏面招商引資，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工業園，公司拉一條光纜過去需要五十多萬，很多年都收不回成本。

　　中國聯通天津分公司副總經理許國平説，通訊設施雖是基礎設施，但未像水、電、氣一樣納入城市的總體建設規劃，都是三大運營商各自規劃自己的。新修道路時，往往水電氣管道都會提前埋好，但極少預留通信管道。經常是一條馬路修好了，三大運營商再把修好的路開槽埋線，或者從地下穿管道，一公里平白無故增添了十幾萬的投資。

　　記者採訪了解到，未納入城市的總體建設規劃，同樣帶來通信設施“朝不保夕”的困局。許多地方搞拆遷，通信設施被直接要求拆除，運營商鉅額損失也無法獲得補償。據了解，天津聯通每年用於拆改的費用達3500萬左右，天津電信每年的拆改費用也超過1000萬，而這些拆改費用原本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安徽省業內人士表示，由於道路建設的承建單位存在野蠻施工和隨意破壞通信管線設施的行為，遇到這種情況，電信企業會本著為用戶考慮的原則，優先搶修、恢復用戶通信業務，但缺乏對道路承建單位的約束手段。經常對道路修建區域反覆進行通信設施的搶修，一方面給通信運營商帶來巨大的維護壓力，增加運營成本，另一方面也嚴重影響用戶的使用體驗。

　　紀根茜舉例説，天津市地鐵一號線早在2007年時就覆蓋了三大運營商的設備，但由於運營商和地鐵公司在價錢方面談不攏，地鐵公司一直給電信運營商的設備斷電，導致很長一段時間用戶一進地鐵手機就沒信號，此事直到奧運會來臨前夕才得以部分解決。此外，三大運營商的設備在天津西客站投入使用時已實現覆蓋，但由於後期西客站分屬三個物業公司，價錢一直談不攏，兩家物業公司對運營商的設備採取斷電措施，致使人們在西客站地下部分區域至今收不到手機信號。

　　基站因輻射誤解遭“強拆”運營商吃啞巴虧

　　三大運營商在基站建設過程中經常遇到老百姓阻撓、抗議。有的小區基站建了一半，老百姓找園林局、環保局信訪，到最後往往只能拆除基站。

　　南開大學資訊技術科學學院副教授史廣順表示，基站發出的電磁波在穿越鋼筋混凝土墻後功率衰減會超過20dB(每減少3dB功率減半)，因此隔著一座樓，信號能相差很多。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裏，有足夠的基站密度才能保證手機信號。

　　姚天侍告訴記者，按照國家《環境電磁波衛生標準》要求，行動電話蜂窩基站設置到居民住宅、學校、醫院、機關、廠礦、商店及影劇院時，均應達到“一級安全區”標準，即電磁波強度小于10微瓦/平方釐米。一般情況下，基站天線安裝在離地面15米至50米的建築物或發射塔上，即使是輻射最強的情況下，輻射的功率密度也不超過每平方釐米1微瓦，遠遠小于微波爐、電磁爐、無線路由器等家用電器工作時産生的輻射。

　　而記者調查發現，全國各地關於基站輻射的傳言越傳越離奇，部分群眾通過各種方式逼運營商拆除基站，甚至有人直接打砸基站。

　　記者近日在西部地區的一個4G基站施工現場看到，數十名群眾將中國移動施工人員團團圍住，情緒激動地説：“不許建，我們在網上看到，基站的輻射跟核輻射差不多，你們建好我們就給你拆了！”施工人員出示有關部門的審批手續和環評報告進行解釋，現場群眾卻説“誰不知道你們是一夥的”，並堅決阻撓施工。

　　同時，由於擔心引發衝突，公安機關往往不予立案，真正走法律程式又不現實，運營商只能吃啞巴虧。王曉龍告訴記者，三大運營商在基站建設過程中經常遇到老百姓阻撓、抗議。有的小區基站建了一半，老百姓找園林局、環保局信訪，到最後往往只能拆除基站。

　　今年合肥市“兩會”期間，民進合肥市委提交的一份提案稱：合肥市的通信運營企業在進行基站建設時，由於缺乏規範、統一、明確的法規指引，再加上部分市民對基站電磁輻射由於不了解而産生擔憂和恐懼，對基站建設進行阻撓和抵制，導致相當數量的通信基站無法建設。2013年已勘測選址的無線通信基站站點，合肥移動200余處、合肥電信200余處、合肥聯通150余處基站站點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