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給科技創新這麼高的定位，作為科技工作者，我感到任務光榮而艱巨。”現年81歲的北京大學原校長、自然科學基金會原主任陳佳洱的這句話，讓在場的人紛紛點頭。

　　“十三五”期間，如何讓科技創新真正發揮引領作用，提供“第一動力”？在科技部日前召開的科技界學習貫徹五中全會座談會上，與會人士達成共識：有三件事必須做好。

　　完善創新制度

　　現在的科研評價因過分強調論文的數量，使不少科研人員成了“文章機器”

　　五中全會提出的“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讓相關部門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對於科技管理部門而言，比具體的項目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北京礦冶研究總院院長蔣開喜認為，制度的創新牽一髮而動全身，事關科技資源的産出效率。

　　在北京化工大學校長譚天偉看來，科技創新“關鍵是人才、投入是基礎”。“在科技投入上，要切實改變‘重物輕人’的老做法。”他指出，過去科技創新主要是支援項目，大部分經費花在了材料和試驗設備上，對作為創新主體的人則支援偏少，今後應該把支援的重點轉到人上，特別是要讓年輕人得到應有的支援。

　　“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是科技界的一項重要任務。”陳佳洱指出，目前在成果評價中片面追求SCI文章的篇數、被引用的次數和發表刊物的“檔次”，而不是看做出來的工作對推動科學前沿發展的貢獻，或者對支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現在的科研評價因過分強調論文的數量，使不少科研人員成了‘文章機器’，這是十分可悲的。”

　　“評價指標是科研的指揮棒，‘數論文’的做法該改了。”中科院北京奈米能源與系統研究所研究員潘曹峰認為，應儘快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根據不同科研活動的不同熱點分類評價，引導科研工作向科學貢獻和技術成果轉化並重轉變。

　　重視基礎研究

　　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總研發投入比重僅為5%左右，而美國、德國分別為40%、28%

　　“基礎研究是科技‘金字塔’的塔基，是高新技術的源泉。‘怎樣把基礎研究搞上去’這個問題，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陳佳洱説，與發達國家相比，現在我國的基礎研究中真正能引領的還不多。

　　“基礎研究是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根本途徑。原始創新孕育著科學技術質的變化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科技競爭的制高點。我們同發達國家科技實力差距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上，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秘書長韓宇指出，要想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必須築牢基礎研究這個根本。

　　“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實現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轉段’，科技創新的重心也應該隨之‘轉段’。”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長雷朝滋提出的“轉段”説讓人耳目一新，“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很多領域都在爭取實現彎道超車，由跟隨向引領轉變。經濟發展水準和階段變了，對科技創新支撐的要求也隨之改變。”

　　“只有大幅度地提高我國的原始創新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提升我國的科技實力，進而提升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雷朝滋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説，更加重視基礎研究是國家科技發展從以跟跑為主進入並行趕超階段的必然選擇，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援不僅僅是科技發展戰略，也應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

　　他建議，國家在規劃“十三五”科技創新發展時應給予基礎研究特殊的關注和更大力度的支援。“基礎研究水準和原始創新能力上不去，將嚴重影響國家的發展後勁和核心競爭力，科技創新也難以擔當‘引領’的重任。”

　　加強基礎研究，增加投入是關鍵。本世紀初曾參與我國科技中長期規劃研究的陳佳洱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偏低，在總的研發投入中只佔5%左右。在美國的國家財政研發投入中，基礎研究佔40%，德國佔28%，日本佔15%—20%。“如果考慮到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和社會基金在基礎研究中的大量投入，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就更少了。”

　　“基礎研究雖然事關國家根本、具有戰略意義，但卻是屬於市場失靈的公益性活動，在現階段依靠企業不現實，必須靠國家財政加大投入。”雷朝滋説。

　　培育創新文化

　　特別要注重營造敢於挑戰權威、追求真理、學術民主、相互欣賞的氛圍

　　多位人士指出，在謀劃“十三五”科技創新發展時，必須把創新文化建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屠呦呦榮獲諾貝爾科學獎，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要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做科研。要真正實現重大突破，科技工作者必須要靜得下心來。”雷朝滋認為，要通過調整政策導向，改變一些過時的做法，切實糾正科技界的浮躁現象。

　　“推進科技創新的思路和政策應該與時俱進，有些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政策措施、做法甚至制度設計，尤其是那些過於功利化的政策措施和做法，應該及時退出歷史舞臺。功利必然導致浮躁。科技管理部門應及時改變慣性思維，創造條件、營造環境，引導、鼓勵廣大中青年學者靜下心來、甘坐冷板凳，扎紮實實做學問。”雷朝滋説。

　　“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或實驗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像力，並標誌著科學真正的進步。”譚天偉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説，培育創新文化特別要注重營造敢於挑戰權威、追求真理、學術民主、相互欣賞的氛圍，讓大家能夠平等對話、自由討論。

　　潘曹峰則強調了“共用、協同”的重要性。“近期參加過幾個協同創新中心的討論，都覺得隊伍很強大。但是，同行之間會不會把一些最最核心的想法進行共用、協同？恐怕是要打個問號的。”他説，“我覺得要組建這種‘大隊伍’，應注重結合各個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專家為好。這樣做，既能互相啟發、短長互補，還可以把一個研究從基礎做到産業化、全鏈條。”

　　“科技管理部門也要樹立大聯合、大協作的理念。”中國科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王春法認為，科技界的聯合協作對於科技事業，就像空氣、陽光和水對於生命一樣重要。“只有打破部門偏見、摒棄部門單位利益，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真正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立場上來看問題、想事情，用大胸懷、大格局推動大聯合、大協作，才能用大思路、大手筆做成大科技、大事業，形成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的強大合力。”

　　“在科技創新活動中，制度是保障，文化是靈魂，基礎研究是根本。”與會者認為，相關部門只有在這三件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大事上動腦筋、下力氣、花功夫、出真招，才能充分激發“第一資源”的創新活力、提高科技投入的産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