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許維鴻

　　剛剛過去的五一勞動節，國際金融市場上最具影響力的新聞是日本央行沒有擴大貨幣寬鬆的尺度，貨幣量化刺激經濟的手段不變。這大大出乎金融市場的預料，隨後幾天日經指數大跌，算是金融交易員用腳投票，“報復”日本貨幣當局的不理智行為。而國內外言論也是一邊倒，紛紛預測日本央行會“彌補”政策“失誤”，在下一次時間窗口打開的時候，加大貨幣寬鬆的力度。

　　我認為，這種金融市場試圖“綁架”貨幣當局的言論壓力，正是當前全球化經濟的癥結所在。西方短期執政的民選執政者，為了贏得選票，不顧一切地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求在四至五年的執政期間有一個讓民眾滿意的經濟答卷，最終犧牲的卻是國家和民族長期的經濟福利，所謂“為了這代人，毀了下代人”！

　　而金融市場和財經媒體無意間做了短視政府的幫兇。雖然資深的交易員和財經記者都知道，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宏觀經濟只能是興奮劑甚至是毒藥，但是為了迎合讀者和投資者的貪婪，又有誰真的關心未來一代人的福利呢？當然，金融市場也未必是寬鬆貨幣的受益者，美國的次貸危機和中國去年的股市動蕩，哪一個不是貨幣寬鬆——金融杠桿做的孽？

　　回到本文伊始談到的日本經濟，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如果只是貨幣寬鬆加本幣貶值，無疑註定是要失敗的。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國內媒體在試圖解讀安倍經濟學的時候，都把目光聚焦在日本央行無節制的放鬆貨幣，以及日本高達GDP250%的中央政府負債。廣場協議以後的日本結構性負債大挪移，本來是想給企業減負以激發創新活力，但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卻讓這種努力功虧一簣。

　　因此，貨幣寬鬆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一國經濟的創新能力。日本三菱、松下等巨型企業的官僚化就是例證。除了日本，這一邏輯在中國也能找到蛛絲馬跡——每當央行通過降低融資門檻、降低融資成本、鼓勵企業投資的時候，低成本資金首先涌入的是諸如房地産、採掘業、能源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理性的投資者都會試圖通過放大杠桿博取穩定回報，自然遠離了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領域。換言之，企業創新投資的吸引力下降，必然導致創新資本的相對價格提高，企業變大了但沒有變得更強。

　　其次，貨幣寬鬆也是加劇社會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是社會長期不穩定的根源。這個邏輯似乎與傳統的貨幣銀行學“直升機撒錢”理論背道而馳，其原因就在於全球化的新背景。傳統的貨幣銀行學的前提是一個封閉的經濟環境，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刺激消費，最終拉動就業回歸潛在就業。但是，在金融市場全球化的今天，虛擬經濟已經獨立引領財富概念，寬鬆貨幣對於資産價格的扭曲，讓實體經濟措手不及。

　　例如，中國一線城市房價早就脫離了所謂“租售比”邏輯，就在於這些房地産早就不是經濟現象，而是貨幣現象，寬鬆的貨幣政策是這種扭曲房價的幕後推手。高房價讓辛苦奮鬥的年輕白領望塵莫及，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而股市的劇烈動蕩的不也是如此嗎？

　　可見，貨幣過於寬鬆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也就是沒有金融杠桿能力的普通投資者和消費者。貨幣寬鬆政策，讓普通人的財富增長速度，遠遠低於那些金融資源的佔有者。而融資成本的降低讓政府肆意借債，短期確實能解決部分養老和失業的福利問題，但長期看卻是在破壞一國信用，讓未來一代去還債。

　　對於中國而言，穩定的政治環境應該能讓執政者更多地著眼長遠，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恰恰是最好的例證。理論上講，貨幣寬鬆無外乎通過增加貨幣供給，犧牲福利公平但短期提高就業水準；供給側改革則是短期內通過犧牲部分就業和資産價格，換取經濟長期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在實踐中，註冊制改革、打破債券剛性兌付、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地方政府PPP升級，都需要這種“破壞式重建”的氣魄。過去兩周債券市場的動蕩如果能夠被克服，A股市場的鳳凰涅槃也應該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