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麗娜

　　很大程度上，“世界經濟”是一種想像，是人們頭腦中無數個不完整概念之一，代表了人類對世界並不完美的認識。

　　通常情況下，人們願意用好壞來描述世界經濟，用經濟學語言來説，最簡單的判斷就是“景氣”與“疲軟”。那麼，究竟誰能夠把世界經濟景氣與否的印象植入到我們頭腦當中呢？關於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判斷，又應該傾聽誰呢？

　　如果從媒體經驗認知的角度，要把握世界形勢，需要通過三個關鍵詞：數字、詞語、解釋。

　　例如，提到今年的世界經濟印象，用“速描法”想一下就是：略高於3%、“新平庸”、週期性與結構性問題交織的低增長時代。

　　再進一步，又是哪種力量能把這些數字、詞語及解釋創造出來使人們記住呢？

　　觀察可見，這種力量主要來自兩大來源：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其共同點，即所謂“權威”。而權威的隱含意義是“可信”，即從這些來源發出的資訊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權威機構又分為國際組織、政府部門、頂級智庫與大企業，權威人士則是這些機構的首腦。在經濟學領域，還有一個特殊的權威人群，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常認為，一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如同戴上一頂終身頂級思想家的帽子，具有了與前述機構領導人一樣“一言九鼎”的意義。若用網路語言，上述種種權威就是當今為人們描述世界經濟形勢的所謂“大咖”。

　　説到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粗淺的結論：我們對世界經濟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權威“大咖”。

　　在所有關於世界經濟的權威機構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仍然是迄今提供有關世界經濟形勢判斷的首要機構。有人認為，比起幾千億美元的資金，IMF和世行對世界影響更大的方面在於，它們是世界經濟的“數字提供者”。尤其是，IMF每年通過《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提供的關於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字，一直被全球奉為圭臬。IMF在每年4月的春季會議與10月的秋季年會上分兩次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然後分別在7月和1月對兩次報告的數字進行更新。也就是一年四次提供關鍵數字，每次都會引來全球媒體報道，並從此進入各國的經濟決策中。

　　世界銀行儘管也發佈全球經濟前景報告，但由於統計方法與IMF有差異，其提供的數字與IMF不同。由於約定俗成的慣性，人們提起世界經濟數字，更多願意引用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不過，世行在全球發展方面的數字則更顯權威。例如對於中國人非常關心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其標準就是遵循世界銀行的數字。

　　除了數字，善於“創造詞彙”也是權威機構的重要軟實力。“新平庸”（New Mediocre）一詞最早就是IMF總裁拉加德于2014年秋季年會期間提出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化與傳播，目前“新平庸”一詞已經被全球廣泛認知，即使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政治領導人也頻頻引用。“世界在説IMF語言”一直是IMF引以為豪的事。那麼，IMF的數字與語言基礎又從何而來？

　　擁有1000多名職業經濟學家的IMF是收集和處理世界經濟數據的中樞。其數據來自各大市場、政府以及一手調研，然後經過經濟學家們的科學分類與系統處理。可以説，IMF掌握著一整套解釋世界經濟的方法。

　　而方法論的第一要務是確定詞語的意義。IMF等權威機構善於創造世界經濟的新詞，同時，又有強大的研究團隊對其提供解釋，從而確立了這家機構幾十年作為世界經濟首要權威數字發佈者的形象。

　　當然，關於世界經濟的解釋權絕不僅僅由IMF和世行兩大機構壟斷。各主要經濟體的領導人、頂級媒體的輿論領袖也是重要解釋者。例如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經濟學界都認同，“沃爾夫一説話，世界會傾聽”。

　　至於前面提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則旨趣不同。有的諾獎得主喜歡沉默安靜做學術，有的卻不安寂寞愛發言。當今最愛説話的諾獎經濟學家公認是克魯格曼。最近許多年，這位老兄更多是以專欄作家的社會角色被世界追蹤。他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每經發出，總能在經濟學界掀起熱烈討論。儘管克魯格曼對世界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判斷常有不當，但這並未減弱其受歡迎的程度。

　　再回到權威機構。隨著二十國集團（G20）中國年的啟動，未來幾個月，將有越來越多關於G20的消息傳播到世界。不過，從世界經濟認知的角度看，儘管G20目前被認為是“討論世界經濟合作的首要平臺”，但這個新興的機構由於沒有總部和常設團隊，所以迄今尚沒有固定的關於世界經濟形勢判斷的獨立報告，即尚未形成像IMF和世行報告那樣的“知識權威”，其數字和語言通常要倚重IMF和世行。

　　哲學家勞思光認為，獲得知識的活動，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是感覺，第二步是建立判斷或命題，第三步是推理。多數人認識世界經濟只能通過權威大咖。不管怎樣，無論個人、機構還是國家，建設自己的“知識力”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