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高改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從中長期看，一國貨幣匯率水準最終由其經濟基本面決定。當前，人民幣並不具備趨勢性大幅貶值的基礎。我國經濟基本面總體平穩。儘管經濟增速持續回落，但2015年仍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放眼全球，能達到這一發展速度的國家並不多。2015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增大，國際收支總體上保持平衡。

　　外匯儲備急劇縮水等一系列問題，會帶來股市和匯市非理性聯動，形成“蝴蝶效應”，2016年開局以來的市場動態似乎已見端倪。這不僅不利於我國經濟轉型和産業升級，甚至有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2015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較快，“8·11匯改”可視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一次校正，但這種校正不太可能常態化。未來市場供求關係將逐漸成為人民幣匯率的主要決定因素。匯率實現清潔浮動尚需一系列政策、機制和市場條件，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6年，不排除人民幣出現階段性適度貶值的可能。短期內我國經濟仍面臨不小的下行壓力。近期人民幣匯率出現較大震蕩，似乎表明我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正在形成之中，雙向波動的區間正在打開。美國利率將走進上行通道，推動資本回流美元資産，對人民幣匯率帶來向下壓力。離、在岸市場上美元持續走強的預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階段性貶值推波助瀾。但中國的經濟基本面和政策調節能力決定人民幣貶值幅度會低於市場較為流行的預期。

　　人民幣大幅貶值和股市大幅下跌觸發熔斷機制同時發生，是巧合還是有某種聯繫？對於這個問題，連平認為，就歷史經驗審視，鋻於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步伐較為緩慢，匯率與股市漲跌之間相關性較低。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由於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兩者的相關性較高。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個別東亞、東南亞經濟體的確出現過匯市、股市相互影響、雙雙暴跌的情況，其實質是資本外逃。

　　“十三五”期間，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有望基本完成。屆時，人民幣匯率與股市波動之間的聯動將更為密切，同跌同漲格局可能會經常出現。應高度警惕股市、債市、匯市和期市等市場之間的聯動效應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與此相關的跨部門監管、建立風險防範預案等都應儘快提上議事日程。未來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節奏和力度可進行務實和理性調整。

　　精彩對話

　　《中國證券報》：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以後，匯率的雙向波動是否會更加劇烈？這次人民幣急貶是否和加入SDR有關？

　　連平：加入SDR貨幣籃中長期將有助於人民幣幣值堅挺。

　　從需求來看，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意味著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初步得到以IMF為代表的國際金融體系的認可，由此各國貨幣當局會産生增加人民幣儲備資産的需求。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等相關配套措施推進，全球金融市場將有大量外幣資産逐步轉化為人民幣資産。預計到2020年，人民幣的國際需求規模有望升至1.5萬億美元。

　　作為SDR貨幣籃的重要成員，人民幣匯率大幅度波動對於SDR價值穩定顯然是不利的，考慮到中國還是第一貿易大國，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還將成為貿易夥伴國和外匯儲備國的普遍需求。未來，中國的貨幣當局應承擔在國際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動蕩時維持市場穩定的義務。

　　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化與加入SDR之間並無特定關係。當然，市場預期往往是複雜而微妙的。近來市場上一直有種預期，即加入SDR之後，由於所謂的“維穩”動機消失，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可能迎來一輪下跌。這種預期雖缺乏根據，但對市場的影響不容小覷。同時，其他一些短期觸發因素也與此相互交織，比如，由於中國對外資本輸出步伐加大，年底到年初，各種對外支付項目可能較多，對外匯的需求比以往要大，在外匯市場上表現為短期需求明顯增加，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一定的壓力。再者，境內股票市場的大幅波動也給人民幣匯率帶來心理上的壓力。我認為這些預期和心理因素都不是實質性的。“風物長宜放眼量”，加入SDR貨幣籃總體上有助於未來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幣值堅挺。

　　《中國證券報》：人民幣貶值對國內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都有怎樣影響？在人民幣貶值、外匯佔款減少的情況下，今年降息降準的情況如何？

　　連平：人民幣階段性適度貶值對國內投資影響並不明顯，對消費的影響可能存在，但或許也是短期的。美元相對走強，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可能更明顯一些，但其作用也不可過分誇大。從進口來看，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將繼續承受下行壓力，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拖累我國今年的進口增幅，但2015年我國多數大宗商品的進口數量不但沒有明顯減少，反而有穩定增長。從出口來看，製造業對美出口可能迎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可能繼續承壓。由於與中國出口結構類似的其他亞洲經濟體無疑也將充分利用這一機遇，因此，不能將出口改善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匯率因素上。事實上，2015年一次性貶值的效應市場很快予以消化。

　　人民幣階段性貶值預期下，企業和個人結匯意願下降，外匯佔款有可能持續減少，導致基礎貨幣增速下降，此時需要貨幣當局通過降準來對衝，預計年內將有2至4次降準。但在美聯儲開啟生息通道的背景下，貨幣當局降息可能會較為慎重，因為中美利差進一步縮小有可能加劇資金流出，帶來更大的貶值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