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圍繞宏觀經濟學理論，從經濟學新興學派（如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等）到新興流派（如貨幣學派、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無一不在重視並研究經濟增長動力的相關問題。從全球範圍內各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看，傳統宏觀經濟學倡導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一直被奉為圭臬。然而，若細心觀察也不難發現，從2008年美國應對金融危機時在宏觀調控中採用具有針對性的“供給管理”措施，到中國開啟全面深化改革時代、下定決心加快推進的從重經濟發展規模、數量到重經濟發展品質、效益轉變的經濟結構調整，無一不失為在經濟體運作實踐中推動經濟增長的切實有效措施。這些並未正式出現在教科書中的、看似顛覆金科玉律卻在經濟實踐中切實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已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對“三駕馬車”究竟是否是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討論也包括于其中。那麼，究竟應當怎樣更加科學地認識和評價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框架？這一理論的局限性或不合理之處究竟何在且有無指向性啟發？

　　“三駕馬車”認識框架基於需求，但實已體現需求側管理也必須面對結構性問題。追根溯源，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強調的還是“有效需求”這一概念，所指即在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時有支付能力的總需求，而由此産生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中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出口三大動力，自然也相應地指向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在短期視角和三部門經濟框架下，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有效需求總是不足的：消費者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強流動偏好會導致投資需求不足，並認為這是形成生産過剩危機並導致高失業率的直接原因。加入開放經濟因素作分析後，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四部門經濟框架下認為凈出口需求受到實際匯率的影響，而影響程度則最終取決於該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和國內市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總而言之，最終仍落腳在需求側。

　　但基於需求的以上認識，並不妨礙我們對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作出一個新視角的定位，即其認識框架實已體現了需求側管理也必須面對結構性問題，即光講總量是不夠的，必須對總量再作出結構上的劃分與考察。這當然可稱為是一種認識深化與進步的體現。從靈感源自馬爾薩斯需求管理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宏觀經濟學強調的就是側重於總需求的有效需求層面，並隨著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的更新而抽象為大家所熟知的AD—AS模型。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強調的實際上就是通過貨幣總量來調節宏觀經濟。而以消費、投資和出口為核心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則使一直以關注總量為己任的需求管理實已展現出結構性特徵。雖然都是基於需求側的分析，但是從以俄羅斯籍經濟學家希克斯的相關研究而抽象産生的宏觀經濟學模型開始，IS—LM模型和IS—LM—BP模型顯然通過産品市場的決定、貨幣市場的決定以及開放經濟的決定為需求管理拓展出更為廣闊、也理應繼續得到認識深化的結構性空間，其相關研究也使需求管理得以更好地“理論聯繫實際”來滿足宏觀調控需要，併合乎邏輯地延展到“供給管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