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的核心觀點已呼之欲出：消費、投資和出口只是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元動力”而可進一步作出結構性認知的分析框架，只要沿著“結構性”的角度繼續深化認識，就會發現僅在需求側並不能夠真正完成動力認知這一悖論，這強烈呼喚著對與之相對應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動力機制的探究。

　　顯然，“三駕馬車”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別認知，只有聯通至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有可能對應地成為各自需求的滿足狀態，其中蘊含著由需求側“元動力”引發的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或稱其所派生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動力機制。

　　在經濟增長動力的全景圖上，我們當然首先應該肯定需求的原生意義，人活著就會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色各樣被激活的動機和滿足需求的創業、創新活動。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業、創新活動的定位實已轉到供給側，供給是需求元動力（“第一推動力”）之後由響應而生成的最重要的“發動機”與增長引擎。事實上，人類從茹毛飲血時代發展到今天，已看到科技革命産生巨大的生産力飛躍，創造著上一時代難以想像的供給能力，同時這些原來讓人難以想像的供給，並沒有充分滿足人類的需求，原因是在於人類作為一個適應環境進化的物種來説，其需求是無限的。正因為如此，現實地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雖然離不開消費需求的動力源，但更為主要的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卻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與引導。

　　在更綜合、更本質的層面上講，經濟發展的停滯其實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包括生産要素供給和制度供給）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給（如生産資料、勞動力、技術供給等）是經濟層面的，與千千萬萬的微觀主體相關聯；而制度供給是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直接與社會管理的主體相關聯。人類的長期發展過程正是因為不確定性的科技創新産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帶來一次又一次生産力的提升，也進而推動制度安排的一輪又一輪改革和優化，使總供給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進並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發展和趨於繁榮。人類的供給能力現實地決定著人類的發展水準，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我們可劃分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時代：狩獵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資訊技術時代，以後隨著生物技術的不斷飛躍，我們還可能會迎來生物技術時代。與之相呼應，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與制度框架上經歷了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自由市場經濟、壟斷市場經濟和“混合經濟”的各種形態，包括我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發展中經濟體正在開拓與建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賈康等，2013）。我們所處的當今時代，全球化的社會化大生産所具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行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上的回應就是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會實實在在地刺激需求增長。這方面例子已有很多，比如喬布斯和他主導創造的蘋果産品，再比如“網際網路電子商務與金融”這種帶有一定顛覆性特徵的創新等。這些動不動就席捲全球的供給側創新，其真正作用是引導式改變，改變産品市場的數量、機制、構造和聯繫，當然也改變了需求的種類、範圍、激勵和方式，體現在宏觀經濟中一定是形成增長的動力。

　　其次，我們自然而然、合乎邏輯地應當特別注重供給側投資的特殊性、針對性和結構特徵。需求側強調的投資需求，概念上還是總量中的“三足鼎立”的一足，即三駕馬車中的一駕，而一旦表現為對應投資需求的投資供給，便成為生産能力的形成與供給，成為消費和出口的前提，並天然地要求處理其具體的結構問題。事實證明這恰恰不是傳統概念的需求管理就能夠完全處理好的。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只要不是純理論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和完全的“理性預期”行為，政府的供給管理就必不可少，而且在實踐中往往還會表現為決定性的事項（可觀察美國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關鍵性舉措）。僅刺激或抑制投資需求，並不能就同時解決好了結構性問題，必須同時處理好投資的結構優化政策與機制，達到基於結構優化形成的投資品質與綜合績效的提升，才形成勢必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發動機）。比如，當下中國進入“新常態”增長的最關鍵投資動力源，就包括應當啟動以增加有效供給的選擇性“聰明投資”（賈康，2014），來實現“補短板、挖潛能、轉主體、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續”，以達到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意願目標。至於外貿的出口凈值也決不屬於需求管理可直接解決的對象，真正應抓住的，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自身結構優化、不斷提升國家競爭力。

　　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實際上構成了供給側的動力機制，這種動力機制帶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徵。與需求側的均質、可通約明顯不同，供給側的産出是千差萬別、不可通約的産品和服務，以及以各種特色表現的必須具體設計、鮮可照搬的制度供給——産品服務供給的升級換代産生“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動力，制度供給的優化更會帶來“解放生産力”的巨大“引擎”與“紅利”效果。“物”的供給能力的競爭，也相應地呼喚著與之匹配“人”的利益關係視角的制度供給優化競爭。而通過上述這種與需求側“元動力”相對應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動力機制構建，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增長的“動力體系”已渾然天成。

　　不論是理論工作者還是實際工作者，所普遍認可的“創新驅動”，顯然是一種關於發展動力的描述和認知，但如果放到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分別考察中，便可知實指供給問題。因為需求是永無止境的，即是“永新”而“無新”的，調控管理所講的有效需求，只能是指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可通約總量狀態下的有支付意願與能力的需求，這無所謂其“創新”含義。惟有到了供給側，創新才是有實質意義的、必然具體細分（即結構化）的、且不確定、千變萬化的，因而特別需要制度激勵。在一般而言的經濟發展中，供給側的調控管理均不可回避和忽視，對於後發、轉軌的經濟體，供給管理的重要性還往往會更為突出，比如中國，在特定階段上和歷史時期內，以制度供給統領的全面改革式創新驅動，必然成為其可持續增長的現代化過程能否如願實現的“關鍵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