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按照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人們結構化地將消費、投資和出口視為需求側總量之下劃分出認識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從動力的源頭追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本原層面的“元動力”，當然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會繼之有生産活動來用以提供滿足需求的産出，從而産生供給。基於這種“元動力”的認識，才有把需求總量三分的“三動力”即“三駕馬車”的認識。凱恩斯主義的分析得出：由於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構成的有效需求總是不足的，所以認為政府應當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刺激總需求，同時還不得不具體處理消費、投資和出口間的關係，從而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認識框架的內在邏輯，實已指向了對應三方面需求的結構性響應因素——供給的方面，必須納入研究。但在傳統經濟學中這一框架隱含的（非內洽的）“完全競爭”假設下，在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那裏，這種應繼續努力探究的供給側分析認識，卻被簡化為“市場決定供給結構並達于出清”而無需再作分析的處理。

　　無論如何，三大“動力”賦予需求側管理以結構性特徵，使其得到了注入新鮮活力的新發展。沿著IS曲線所表示的投資決定，LM曲線所表示的利率決定，以及BP曲線所表示的實際匯率決定，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理論推動傳統宏觀經濟學在繼AD—AS均衡之後，走向IS—LM—BP的均衡。相應地，落實到宏觀調控政策主張方面，也從原來的強調總量調節合乎邏輯地發展到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帶有結構性地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的政策主張層面。

　　回歸到經濟實踐中，甚至更加靈活地表現為結構性地調整三大“動力”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兩個，以此來達到彌補一方或兩方的疲軟，在權衡中最終均衡地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點，我們一方面在全球經濟宏觀調控範例中可得印證。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相繼爆發歐債危機，發達國家市場遭受重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一致感到出口需求嚴重不足，從而大角度轉向拉動內需、加大國內投資與消費來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另一方面還可在學界對宏觀經濟的討論中常年關注三大“動力”在短期與長期中作用的比較、正負面效應、調控手段等等討論中認識其無可回避性和可觀的份量。因此，三大“動力”分析認識對需求側管理的貢獻已無須贅言。

　　我們注意到三大“動力”認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需求側管理的宏觀調控需要，但是並不能真正在需求側得以實現其認識與邏輯的周延。學界目前非常關注的“三駕馬車”是否是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問題，結論的指向性非常明確，基本表現為否定一側。然而，究竟其為何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則説法不一。有觀點認為其只是國民經濟核算指標、有短期特徵、影響的是GDP需求邊（李佐軍，2014）；有觀點認為需求側三大“動力”已跟不上現代經濟發展步伐，提出了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內容又有所不同，有的認為是城鎮化、資訊化和民生建設（尹中卿，2012）；有的認為是原“三駕馬車”的引擎升級（邵宇，2013）。

　　我們則認為，“三駕馬車”不能構成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原因，在於其並不能僅在需求側繼續實現其“動力”特徵與功能。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認識上所稱的“動力”，其實已是“需求”這一“元動力”層面不得不再作出其結構分析而派生出的結構化認識框架，一旦脫離了元動力層面而變為合力的部分，便已失去了元動力屬性和定位，所以嚴格地作學理的推演，這三個力自然不可能歸為“根本動力”，只是“動力”的不同傳遞區域在人們認識上的一種歸類。從研究者在實際生活中應做的需求原動力的回應考察或動力響應機制認知來説，不能不進一步沿需求側的“結構化”認識推進到供給側的相應分析認識，反映實際生活的經濟學理論理應如此。如果僅局限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層面，便走入了近年學界已普遍不再滿意的局限性狀態。

　　首先，僅從需求側看消費，帶有過強的靜態特徵，這與真實産品市場中種類更新日新月異這一現實大相徑庭。許多新消費動力的産生並非因為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生了變化。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帶有換代升級特徵的新型消費品的出現：以現已司空見慣而實際才剛起步二十餘年的手機産品為例，在還沒有被發明出來之前，是完全沒有這一塊消費需求存在的，在這種新興産品投放市場後，直接的表現就是供給側變化使需求側産生了相應增量，這是僅從需求側看無由産生和無法觀察到的。另一方面，如果説消費品的靜態特徵帶來的局限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抑制性的，那麼反過來，供給側變化對消費結構和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明顯帶有激勵性的。比如我們近年來從幾乎一無所知到幾近耳熟能詳的頁巖氣、頁巖油，這些大自然中一直存在的物質資料，在科學認識及開採技術沒有達到一定水準之前，一直潛伏于廣袤的自然界，沒有轉化為生産力的構成要素，更無從談及推動經濟的發展。然而，一旦這些新能源産品被新工藝新技術供給出來，直接帶來的就是供給側的變化，這種新能源産品對傳統能源産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可以直接導致消費結構的改變和激勵經濟運作態勢向高漲演化。

　　第二，僅從需求側看投資，則帶有過強的主觀特徵，按照對投資需求的重視，似乎刺激了投資需求就能夠在經濟體量上有所體現，而現實的經濟實踐絕非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小企業投資需求強烈而充分，但投資供給卻往往跟不上。同樣的投資規模，不同的投資機制和投資結構，結果可能有天壤之別，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資本市場中如資源錯配、結構性失衡的格局長時期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再大力刺激需求於宏觀經濟顯然易導致長板更長、短板更短，百害無一利。投資于經濟發展的意義，其實主要體現在供給側。換言之，投資是以其結構完成配置和體現品質與績效，從宏觀經濟層面看談到投資總量一定要隨之看其結構，比如科技方面的投資是不是足夠，民生方面的投資是不是需要給予側重，生態環境方面的投資是不是有效等。這些只有通過供給側來實現調整的投資結構性問題，對於特定經濟體都至關重要，在某種意義上可説是決定經濟運作成效的關鍵。

　　第三，僅從需求側看出口，則多帶有純比較優勢理論與純匯率理論主導的色彩。出口産品在國際市場中影響力越大則對本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越強，這種利用經濟學抽象模型演繹的分析無可厚非，但真正落實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經濟中，發展中國家通過後發優勢趕超發達國家的增長路徑顯然難以得到全面解釋。常識就可以告訴我們，僅僅是實際匯率的變化並無如此大的魔力，先進經濟體對後進經濟體的“高端選擇性供給”往往對於雙邊貿易的中長期基本格局具有某種決定性意義。此外，越來越多被提及的、由物理學中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發展而來的貿易引力模型等新認識及全球化時代應運而生的一系列貿易聯盟，都在不斷通過供給側改變著全球貿易格局以及出口對一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遠非需求側可觸及和相提並論。

　　總而言之，在需求側對“元動力”的認識發掘推進至“元動力——三動力”，為需求管理帶來的“得”與“失”構成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需求側的“總量”觀與簡潔的“三駕馬車”認識框架，確實在發達市場經濟體一般情況下的實踐層面滿足了其調控對於“理論指導與支援”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僅在需求側的由“元動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駕馬車動力”機制，在三者合力“怎樣合成”上始終解釋模糊，特別是經受不了“世界金融危機”衝擊考驗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審視和回應不了擺脫種種局限引出建設性對策的要求。這種悖論，只有在引入供給側分析和供給結構與制度機制分析後，才能得到化解。一言以蔽之，“三駕馬車”完全無法認作拉動經濟增長根本動力的道理在於：對需求“元動力”的回應和傳導，關鍵已不在需求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