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不應被西方理論框架束縛住手腳，但對於目前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和發展中，也確實存在著不少痛點和難點。”在近日由國務院參事室參事、著名經濟學家夏斌與復旦大學教授韋森聯合發起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暨首屆思想中國論壇上，不少業內重量級經濟學家紛紛表達這樣一個觀點。論壇上，經濟學家們圍繞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痛點和難點，當代經濟學的困境、挑戰與機遇展開研討。

　　學界不缺理論和數據缺“常識”

　　論壇上，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中歐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的一番發言頗引人關注。他直言，“我們國家目前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也不缺數據，缺的是常識，我們政策制定部門也不缺建議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識”。

　　許小年指出，第一常識是中央銀行印鈔票不能創造價值。“他們印鈔票僅僅轉移價值，僅僅是價值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轉移，僅僅是價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如果印鈔票能解決經濟問題，這個世界上根本不會有經濟問題，因為印鈔票是最簡單成本幾乎等於零的一項政策措施”。

　　第二個常識，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財政的收入來自於企業和個人。“這個也是常識。如果財政靠借債增加支出，這就是典型的財富的代際的轉移支付，債務的積累，後果我們都知道很有可能導致希臘那樣的財務和金融危機，如果財務部門支出的增加是靠稅收，那麼這更是純粹的轉移支付，而對宏觀總需求的數量是沒有影響的。”許小年説。

　　第三個常識，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許小年説道：“這裡講的規劃包括各式各樣的規劃，儘管市場不是完美的，市場配置資源不是帕累托最優的，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場高。如果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高，就沒有必要在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計劃之所以配置資源的效率沒有市場高，因為政府官員既沒有足夠的激勵，也沒有足夠的資訊能夠制定比市場自發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這個常識30多年前，在開始市場化改革的時候就一再強調，但是今天這些常識似乎被一些人忘記了。”

　　隨著社會分工和協作的日趨複雜，隨著經濟規模的越來越大，隨著創新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們從理論和實證上都可以證明，基於市場的分散決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於市場的分散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比計劃的效果會更好。

　　常識四是，由於貨幣政策不創造價值，由於財政政策不創造價值，由於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要低，所以經濟的增長是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經濟增長的定義就是價值的創造，既然政府不能創造價值，那麼政府也不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在許小年看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兩個，增加資源投入或者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宏觀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潛在GDP，而且是以價格信號的扭曲和資源行政配置的低效為代價所實現的短期目標，而對於潛在GDP，要麼沒有影響，要麼更糟，會傷害經濟長期的增長潛力。

　　發達國家的理論未必適用

　　在談到當代經濟學理論及中國的現實問題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認為，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肯定不一樣、階段不一樣，即使現象一樣但是背後道理不一樣。即使發達國家把這些複雜性的經濟學的東西引進去，也不見得拿到發展中國家就一定適用，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和決定因素跟發達國家不一樣。

　　林毅夫介紹説，依據世界銀行研究，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産國。去除這8個，只有5個經濟體，即日本、亞洲四小龍。

　　“從這種成果來看，也就是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200多個經濟體當中至少有180個，經過70年的努力，實際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林毅夫説，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制定政策是成功的。

　　林毅夫解釋説，在發展中經濟體向西方發達經濟體“取經”的過程中，意識到若要趕上後者，需要去發展發達國家那些資本、技術很密集很先進的産業，也就是改用“進口替代戰略”，但推行的結果普遍是由簡單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造成危機不斷。

　　反觀少數幾個真正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亞洲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卻是當時被主流政策框架認為是錯誤的思路。即使在上世紀80、90年代也是類似，中國、越南以及更早期的模里西斯，在轉型過程中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這些國家當時推行的是漸進、雙軌的轉型，也是與主流經濟思路所相悖的。

　　為什麼按照主流理論沒有成功呢？林毅夫解釋説，因為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而且，發達國家的理論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這種狀況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到底拿哪個理論應用，更何況你拿哪個理論應用都會碰到限制條件，條件不一樣理論也不一樣”。

　　“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沉下心來了解中國的經濟問題。”林毅夫説，要抓住中國的快速發展、快速轉型，中國在國際經濟越來越大的機會，就必須要有敞口的心態，在研究中要拋棄現有任何理論，包括拋棄發達國家現有的經驗，然後來真正的以出生“嬰兒”的眼光，來看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按照經濟學和亞當斯密的方法，從本質了解它背後原因的方式研究。“這樣出來的理論可能會更接近現實。這樣形成的理論，對了解我們出現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辦法才會有更高的借鑒意義。”

　　經濟學創新是學界世界性的呼聲

　　中國經濟30多年高速增長和全球經濟格局大變化，帶來的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許多新的情況，提出了一系列現有經濟理論難以解釋的問題需要破解。對此，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理事長夏斌呼籲，“經濟學需要創新與發展，已經成為新世紀經濟學界世界性的呼聲。”

　　夏斌解釋説，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及隨後而來的世界經濟衰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已經不能完全解釋和預測重大的宏觀經濟事件，同時也不能很好的為經濟復蘇和運作提出有效的政策藥方。

　　“但在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度已超過美國、歐盟，中國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本身已成為解釋世界經濟現象中最主要的任務之一。中國的崛起既為21世紀理論經濟學的昇華提供了土壤，也為中國經濟學論的理論創新創造了千載良機，面對經濟學發展百年的前景，我們當今中國社會有必要也有可能去資助和鼓勵中國經濟學人潛心思索、創新發展，這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未來中國經濟學人的歷史使命。”夏斌説。

　　夏斌透露，他和韋森教授兩年前合議，在眾多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的資助、支援之下，成立了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宗旨是鼓勵理論創新、繁榮經濟科學，通過搭建一個重點研究中國問題的經濟學人的國際舞臺，以及資助相關的專項學術課題研究等，鼓勵和推動中國經濟學人參與國際經濟學術理論的學術競爭和繁榮，為人類經濟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相信通過基金會的不懈努力和各界的大力支援，只要持之以恒，革除當下輕理論研究的浮躁的傾向，我們一定有望在當代經濟學理論創新等方面實現突破，使中國不僅成為全球的經濟中心，也要成為全球的思想中心。”夏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