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大學經濟學教授 李鐘和

　　當前中國經濟前景真如有些觀點所認為的那樣悲觀嗎？果真如此的話，怎樣改善其經濟前景？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7.4%，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值；今年也很難達到7%的官方目標。此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6.3%。顯然，國內活動疲軟和外部需求下降的影響正在顯現。

　　中國還在失去長期增長動力，生育率和投資回報率的下降抑制了勞動力擴張和資本積累，並且中國利用技術驅動的生産率進步也越來越困難。

　　所有這些挑戰讓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及其哈佛大學同事蘭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認為，根據“回歸均值”理論所隱含的歷史增長模式，中國增長在未來二十年可能下降至2%-4%。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增長模式一直是“不走尋常路”，因此它一夜之間回歸常規軌道似乎也不太可能。

　　類似地，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觀點也有缺陷。林毅夫認為，中國可以繼續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二十年，因為它擁有持久的“後發優勢”，這一優勢與其他因素一起，通過技術趕超美國帶來生産率的快速提高。但這一觀點沒有考慮“條件趨同”的標準增長理論：只有擁有可比結構特徵（比如勞動力技能和制度品質）的經濟，它們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才會趨同。

　　出於這些原因，我提出一個較為中庸的觀點。我預測，到2030年，中國平均潛在GDP增長率將下降至5%-6%。這一預期基於一個條件趨同框架，而該框架又基於過去三十年中國獨特的增長經驗以及其他經濟體的增長經驗所産生的數據。

　　和林毅夫不同，我認為難以避免的中國經濟減速很快就會到來。但是，和薩默斯不同，我不認為前景必然蒼涼。這一情景的關鍵是決策層讓中國經濟轉向更平衡、可持續的增長路徑，以現實的預期為基礎。他們決不能錯誤地處理不可避免的挑戰，比如那些來自國內制度缺陷、不確定性和外部衝擊的挑戰。

　　任何有效戰略的第一步都必須承認，對於如此龐大和不可預測的經濟體，政府不能依賴直接干預或宏觀經濟政策。相反，政府必須實施改革以刺激生産率、抵消增長的下行壓力。

　　要素市場——勞動力、土地和金融——改革十分關鍵。中國領導人必須改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勞動力流動性，提高土地使用、兼併和補償效率，並構建一個更加市場化的金融體系。

　　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受到嚴格監管並由銀行（其中許多為國有銀行）主導。要改變這一點，政府需要推進基於市場的信用配置。中國需要靈活高效的金融部門，以有效監督和監管的資本市場為基礎，以此避免資産泡沫、支援生産性和創新性企業。

　　類似地，促進持續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政策可以提高生産率，而通過強化智慧財産權保護等方式增加國內研究能力也能夠培育創新。

　　改革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也能夠刺激生産率。最近宣佈的國企改革是令人振奮的一步。除了促進包括民營資本在內的混合所有制、強化公司治理和便利商業經營，國企改革還承諾向非國有投資者開放能源、資源和通訊業。新一輪國企改革應該堅決貫徹下去。

　　隨著中國從投資和出口拉動型增長轉向基於國內消費和服務的更加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些提高生産率的措施是至關重要的。重新配置資源，使其從出口導向型行業流向服務業可能導致生産率不可逆轉地下降。類似地，鼓勵企業提高工資的政策將增加家庭收入和國內消費，但漲工資也可能侵蝕出口競爭力，阻礙外國直接投資的涌入。只靠再平衡政策無法大幅提高平均産出增長率，因此對於中國的長期前景，強化生産率至關重要。

　　目前要保持每年7%的漂亮增長數字，同時又要推進再平衡和改革，但風險在於，在改革措施起效前，當局仍可能需要依賴短期刺激以實現增長目標，從而加劇資源配置不當和結構性弱點。考慮到去年中國總債務水準已達GDP的282%（已經超過了美國），影子銀行部門繼續魯莽地向地方政府和民營企業借貸可能給經濟帶來金融危機的危險。

　　要避免這一結果，中國應該在未來幾年將增長目標降至6%左右。這樣一來，它就可以追求讓經濟走上更平衡和可持續的長期增長之路所需要的深度改革。（本文版權屬於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