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我的老朋友盛松成給我寄來一本他和翟春聯合署名的新書《中央銀行與貨幣供給》（以下簡稱《供給》），我有愛不釋手之感，認真閱讀了吳曉靈、余永定二位的序言和盛松成所做的前言，草草翻閱了一下書中的重要章節，認為應當立即向銀行界的廣大朋友隆重推薦一下該著作，也希望財經院校和研究機構朋友們認真研讀一下該書。

　　我對貨幣供給理論的興趣始於30年前。1985年我和鄧樂平、周慕冰剛剛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財金係黃達老師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時，黃達老師就是因為承接了國家社科基金“七五”重點課題“貨幣供求量問題研究”，招收學生同時也解決了課題的完成人手問題。當是之時，曾康霖老師所帶的兩名碩士生鄧樂平和周慕冰的論文選題恰好是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問題，所以招收鄧、周順理成章。鄧樂平入學後博士論文仍以貨幣需求為題，周慕冰則繼續做自己的貨幣供給問題研究，為了增強這個“七五”重點課題的現實感、時代感，黃達老師在“貨幣供求問題研究”課題組還特別吸納了央行的兩名同志：吳曉靈和王慶彬。吳曉靈當年從五道口碩士畢業到央行工作，已嶄露頭角；而王慶彬外號叫“王現金”，從事了一輩子貨幣流通和現金管理工作，有豐富的操作經驗。當年的社科重點課題只有5萬元經費，但在黃老師的領導下，這5萬元每年開一次全國性討論會（分別於黃山、北戴河和大連），還出了5本書，在今天看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兒。黃達老師每年組織一次的貨幣供求理論研討會更是研討會中的典範，每次會議都就中國的貨幣供求及貨幣政策問題進行認真研討，每次研討中都有爭論和碰撞，我與鄧樂平、周慕冰還有王傳倫老師名下的學生貝多廣，每次都受益多多。

　　中國人民銀行1984年開始行使央行職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業銀行一樣辦理工商企業貸款業務。所以，我們這三位首屆金融學博士，正趕上中國金融改革在體制和政策上的風雲變幻年代。此前的貨幣供給理論以黃達先生的銀行資産業務創造信用創造貨幣為代表性理論，而到中國人民銀行成為行使央行職能的調控型機構後，貨幣供給理論也開始嘗試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礎貨幣、貨幣乘數影響貨幣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乘數這一套東西來説明和解釋中國的貨幣供給實踐。

　　盛松成的新著《供給》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現代貨幣供給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二十多年來國內外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實踐的新問題新經驗之後，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松成認為，該書對中國的貨幣供給理論研究和貨幣政策實踐具有以下意義：研究貨幣供給過程對貨幣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義；研究數量型調控方式在我國未來較長時期中仍具有重要意義；一般意義上的價格型調控仍會涉及貨幣供給；研究貨幣供給過程是中央銀行調控的需要。從以上四點自我評價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視的是《供給》一書的實踐參考價值。但我認為該書的理論意義，即在貨幣供給理論總結方面的里程碑貢獻也不容忽視。

　　兩篇序言，吳曉靈序四平八穩高屋建瓴，余永定序則深入細緻坦率陳詞，在中國為人作序的名人中，能認真地讀一讀求序作品並直言不諱地指出作品的欠缺或不足，余永定可能是絕無僅有之人。這不能不讓人心生敬意。由此可見，余永定的真學問和真性情。余永定在序言中用很長的篇幅討論貨幣創造過程和M1與M2之間的關係，這讓人想起40多年前，貨幣學派與後凱恩斯學派在大辯論中一直明確提出的一個辯論主題，即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直接影響人們對貨幣政策是否重要、貨幣政策能否獨立有效地發揮作用這兩個根本問題的判斷（1968年11月14日，在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第七屆亞瑟·K·所羅門講座上，沃特·海勒和米爾頓·弗裏德曼分別代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進行了一場經濟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辯論，辯論內容被記錄在次年由W.W. 諾頓出版社出版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對話》一書中）。余永定在序言中認為，M1是由貨幣政策決定的，M2中的定期存款則是公眾行為決定的。這個結論讓我頗感疑惑，因為M1中的現金取決於家庭持幣行為，活期存款多寡，企業和家庭願意保持什麼樣的定期存款比例或活期存款比例，這本身又是由經濟體系中的微觀主體行為決定的，而不取決於央行的貨幣政策。

　　盛松成的《供給》一書顯然還沒直接觸及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外生性、央行貨幣是否超發、為什麼中國M2總量很大卻常常會出現流動性危機（如2013年）、商業銀行普遍的“逃表”“出表”行為對貨幣供給貨幣創造的影響等這些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要在這裡説一下，即盛松成在《前言》中説“1998年人民銀行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直接控制，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並於當年5月恢復公開市場操作……”這段話著實讓人費解，我現在是《銀行家》雜誌的主編，每年要與大量的中小銀行打交道，現在中小銀行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央行每年的信貸指標控制問題。人民銀行只不過是把1998年之前的信貸規模直接控制改成了一個好聽的名稱曰“合意貸款規模管理”而已，實際和1998年之前換湯不換藥。這一做法對央行總行沒什麼，但央行各地分支機構卻視“合意貸款規模管理”和實施這一管理的神秘法寶“差額準備動態調整公式”為維持央行分支機構監管權威的靈丹妙藥，而這個“合意貸款規模管理”在我看來也是極具中國國情特色的貨幣政策執行方式。

　　我在這裡要説的是，如果合意貸款規模管理作為貨幣政策的執行方式的確能在中國的貨幣創造和貨幣供給行為中發生作用，那所説的貨幣供給存在倒逼機制就似乎不無道理。我們可以聯想一下2009年由於天量放貸造成的中國貨幣供給飛躍式增長，當然我們還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前劉鴻儒老師在五道口講課時説過的中國的現金供給多年來一直是一種被動的、事後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貨幣供給理論如果完全按照美國那樣用央行控制基礎貨幣、控制貨幣乘數來調節貨幣供給存量和貨幣流通狀況那一套似乎也不太合適，因為從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央行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到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強力運用、央票對衝行為的頻繁發生，再到合意貸款規模這一信貸擴張人為限制手段的運用，種種情況都表明，在貨幣供給和貨幣政策方面，我們也確確實實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東西不但是深受西學影響的人不了解，就是長期呆在國內如果不深入實際進行調研的人也可能會不甚了了。研究中國的特殊國情及特殊國情下的特殊實踐，也許就是我們這些以中國經濟金融為研究對象的人的生活樂趣所在。

　　書名：《中央銀行與貨幣供給》

　　作者：盛松成

　　出版社：中國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