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糧食産量實現“八連增”，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實際增速為1985年以來最高，但“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依舊讓人憂心。有政協委員在2012年全國兩會上疾呼：“到了該補償農民的時候了！”。

　　“1畝小麥平均能收800斤，每斤1.02元(人民幣)，共收入816元，買化肥180元，耕地、播種、收割150元，澆水三次要105元、農藥50元……”全國政協委員、70歲的河南衛輝市唐莊鎮黨委書記吳金印用濃重的河南口音在兩會上“訴苦”：農資價格猛漲，而糧價漲得太少，種田不划算，農民有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種糧每畝純收益不過區區7.5元，良田拋荒的現象在同為農業大省的湖南普遍存在。

　　儘管中共每年的“一號文件”連續9年鎖定“三農”以示重視，政府工作報告多次將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官方陸續出臺了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等一系列惠農富農政策，但大量農民仍選擇離開土地，到“十一五”末，涌入城市的農民工群體已達2.42億人。

　　不斷見諸報端的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又表明“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欠薪只是農民工面臨的困境之一，在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明看來，農民工還犧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帶來嚴重社會隱患——夫妻聚少離多，留守長輩勞動和精神負擔加重，留守兒童教育、安全問題突出。

　　“城鄉收入比例一般統計為3.4:1，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種補貼，實際將近5:1。”全國政協委員劉江警示説，這是非常危險的數字。

　　來自河南的全國政協委員宋豐強説，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成為城市建設的生力軍，盼望在戶籍、就業、社會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快改革，分享城市公共服務。

　　“到了該補償農民的時候了！”劉江認為，儘管政府一直在加大支農力度，但仍然不夠。劉江建議為農民切出兩塊“蛋糕”：調整國家預算，進一步加大支農力度；國有企業也應拿出部分純利潤給農民。而袁隆平的建議更具體：政府應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可以通過高價收購、平價銷售的方式，穩住糧價，提高農民收入。

　　從制度設計上保障農民權益也顯得日益緊迫。嚴厲打擊惡意欠薪，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農民工，推進農村生産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等建議在全國兩會上廣受關注。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今年中央財政將繼續加大“三農”投入，並用了較長的篇幅講述如何在制度上補償農民：更加注重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逐步將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民工；讓農民無論進城還是留鄉，都能安居樂業、幸福生活。維護關乎農民切身利益的“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農業專家呼籲，惠農政策應走完直達農民的“最後一公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果樹研究所所長劉鳳之以農業科技為例説，農業科技體制改革要突出科研單位的公益性，不要與農民爭利，農業科技的投入應更多面向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