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中國經濟全年增長目標可以實現

　　●解決“三去”（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問題，最關鍵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對微觀的干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不能資源錯配。

　　●在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容易忽略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這一前提。抓住“供給側”的關鍵點，絕不是“需求側”就不作為，而是同樣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國要實現全面小康。要實現小康必須完成兩個“翻一番”，即2020年經濟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每人平均收入也要翻一番，倒推下來這幾年的年均增長要達到6.5%以上。這個6.5%就是中國經濟的底。

　　中信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姚景源近日在參加該行主辦的媒體見面會，接受《經濟參考報》等媒體採訪時表示，雖然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四降一升”等困難和挑戰，經濟運作中仍存在較大下行壓力，但是只要堅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全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實現今年預定增長目標。

　　經濟新常態特點是“三化”

　　姚景源指出，自1978年起的38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9.8%，增速名列世界前茅。長期的高速增長，成就了現在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但近年來，經濟增速回落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GDP增長速度為6.9%，創1990年以來新低；2016年上半年GDP初步核算同比增長6.7%，增速進一步下滑。

　　姚景源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濃縮起來就是“三化”，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

　　第一是速度變化。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進入新常態的起點和動因。中國經濟已經難以延續過去改革開放以來GDP年化9.8%的增速，主要原因是以勞動密集型産品為主的出口貿易正在下降，以及老齡化社會來臨導致人口紅利消失。一方面是年輕人出生數量在逐年下降，80後出生人口是2.28億，90後降為1.74億，00後是1.26億；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已經悄然進入老齡化，目前關於老齡化社會的國際標準有兩條，一條是60歲以上的人佔總人口10%，另一條是65歲以上人佔總人口7%。目前中國已經都滿足這兩條標準。發達國家每人平均GDP幾萬美元才老齡化，而我國每人平均GDP8000美元就已“未富先老”了。

　　第二是結構優化。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基礎。中國無論是第一産業，還是第二産業，或是第三産業都有技術升級與業務模式創新的需要，比如中國需提高農業機械製造實力，提高農業生産效應組織化、規模化、機械化程度低的問題，提高每人平均産量以替代進口；第二産業則需要從中低端製造向中高端研發變革；第三産業應發展金融、財富管理、文化等現代服務業。“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説到根本還是結構問題。新常態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我們的産業結構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現代服務業將成為我們的支柱産業。”

　　第三是動力轉換。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進入新常態的必要條件。過去我們更多依賴大量物質資源生産要素的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這不可持續，而且這也造成資源與環境的不堪重負。由於我們粗放增長、高能耗、高物耗，最終的結果就是諸如霧霾的出現。因此，我們今後要靠創新驅動。在這個階段，創新驅動的作用能夠較快提升，對經濟增速的穩中求進也起著巨大的作用。

　　當前經濟主要問題是四降一升

　　姚景源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

　　所謂“四降”，第一，經濟增速下降。2015年我國GDP增速6.9%，2014年是7.3%，2013年是7.7%。把這些數字連起來看，就是一條經濟增速下行的曲線。從生産角度看，經濟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工業增速下降。201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只有6.1%，相對於前些年兩位數的增幅明顯回落，原因是産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從需求角度看，經濟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下降，包括工業投資、房地産等，2015年房地産的投資增速只有1%。正是由於經濟增速下降，帶來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和財政收入增幅下降這“三降”。“從生産的角度來看，主要是實體經濟在往下降，現在講中國經濟困難應該是實體經濟困難。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説是金融之水沒有流向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現在融資難、貸款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復蘇支援力度不夠，這是實體經濟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工業下降導致了整個經濟下降。”

　　第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下降。PPI連續53個月負增長。關於這一點目前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是要防止通貨膨脹，但是我認為，更多的要考慮通貨緊縮問題，即物價持續下降。俗話説，買漲不買跌。在通貨緊縮情況下，物價持續下行狀態會導致投資者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進而導致整個經濟的萎縮。

　　第三，企業利潤下降。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企業下降幅度越大。

　　第四，財政收入增幅下降。2015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速同口徑增長僅5.8%，是自1988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最低增速。財政收入增幅回落，但財政支出是剛性的，因此這種狀況也會給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和環境帶來一定約束。

　　所謂“一升”，是潛在的經濟風險上升。如2015年資本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從3000點升到5000點，又突然回落。人民幣匯率出現貶值，部分銀行出現不良資産，呆死壞賬率有所上升。然則，“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不是週期性原因，是結構性問題。而結構性問題必須要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即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不能靠加杠桿去庫存

　　杠桿率（負債率）過高被認為是中國經濟一個重要風險，今年供給側改革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去杠桿，姚景源表示，負債是由三個方面構成，一個是企業負債（非銀行業企業），一個是政府負債，還一個是個人負債。

　　中國的個人負債過去是很低的，有了房地産才有了按揭，這樣才有個人負債。總體來説，包括中國住房按揭，個人負債率拿到國際上比較也是相當低。而且個人欠銀行的錢，信用是最好的，基本上沒有不還的，所以不會導致一些大的問題。

　　第二是政府債務。政府債務分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兩塊，其中中央政府負債沒問題，現在即使赤字率達到3%，仍然低於國際標準線，低於美國、日本、歐洲。但是地方政府債務確實是個問題。一是增長速度太快，地方政府的債務差不多三年翻一番，按照這個速度下去，顯然風險很大。二是有些地方政府借錢搞了一些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無效工程，風險很大。雖然地方政府債務有風險，但總量風險不大，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採取措施，風險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現在問題最大的是企業負債。企業負債主要是欠銀行的。我國的銀行有個特點，主要是國有銀行，如果説企業出了問題，銀行就會出問題，銀行是國有的，接著就是財政要出問題，如果這樣的話就會演變成全局性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去杠桿還是要著重地來管住這種債務率。或者講從根本上講，從大的局面要讓金融穩定，不能讓債務風險出現。怎麼辦呢，今年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保持資本市場的基本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這是去杠桿的一個重要內容。

　　姚景源並不贊同一些人提出的通過加杠杠的辦法解決房地産的去庫存，他認為，解決“三去”（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問題，最關鍵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對微觀的干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不能資源錯配。而政府不恰當的干預可能導致資源錯配，會導致重復建設、盲目建設，導致産能過剩；現在很多僵屍企業僵而不死，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干預是有一定關係的。

　　適度擴大總需求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中國經濟底部究竟在哪？越來越成為人們關心的問題。對此，姚景源表示，“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國實現全面小康。“什麼是全面小康？就是有一系列指標體系叫全面小康，最重要是兩個翻一番，一個是2020年經濟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另一個是每人平均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採取倒推的方法，2020年比2010年兩個翻一番，2019、2018、2017、2016，平均增長速度不能低於6.5%，低於6.5%無法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所以6.5%是個底。”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還是要適度擴大總需求。我們在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容易忽略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這一前提。抓住“供給側”的關鍵點，絕不是“需求側”就不作為，而是同樣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方面，我們還要加大力度推進。在投融資體制改革方面，應充分運用公私合營、特許經營等改革方式，要在這些投資方式上探索出一條新路。

　　全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把穩增長和調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如果增長不能穩定，經濟繼續下滑，就會出現失業等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情況，不但結構調整不下去，供給側改革也開展不下去。在現有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今年實現6.5%以上的增長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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