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國際稅收新秩序 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復蘇

　　佔全球經濟90%、全球貿易80%的G20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秩序的討論決策，將影響著全球經濟的走向。7月23日，在四川成都開幕的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引起全球矚目。

　　作為大會的重頭戲，23日上午召開的稅收高級別研討會，是G20層面首次舉辦的稅收專題研討。如何使國際稅收合作更加公平高效、如何發揮稅收“溢出”效應促進創新驅動……各國財長和國際經濟組織代表紛紛表示，G20將在完善全球稅收治理上發揮引領作用，通過建立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體系，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體系

　　當前，全球經濟處於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週期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轉型的關鍵時刻。

　　“G20國家需要加強溝通協調，凝聚政策共識，引導市場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與透明度，增強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營造政策環境支援關鍵領域結構性改革，推動全球經濟復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稅收是全球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經濟規則協調的重要內容，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G20各國應探討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稅收新秩序，促進國際稅收協調與合作。對此，樓繼偉提出四項主張。

　　一是密切關注全球稅收發展動向。G20各國應當站在全球高度，加強對稅收領域的戰略性、宏觀性、機制性問題的研究，確保各個經濟體實現財政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是不斷深化國際稅收合作。在堅持已有稅收合作機制的基礎上，G20各國應思考在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上開展國際稅收合作。比如，減少國際間雙重徵稅，防止互不徵稅，有效遏制逃避稅，為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掃清障礙。

　　三是持續加強稅收能力建設。G20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稅收政策領域技術援助，有效整合項目資源，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能力；要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稅收規則中的話語權，持續加強國內資源動員能力，增進社會福祉。

　　四是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堅持稅收中性的原則，把稅收政策的重點放在營造公平的環境、創造公平發展機會上面，在保持財政收入可持續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包容性發展。

　　發揮稅收“溢出”效應促進創新驅動

　　在全球經濟增長低迷之時，各國都希望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創新和創業，讓全球擺脫新平庸，實現新的經濟增長。

　　就在7月1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度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測：2016年將增長3.1%，2017年將增長3.4%。這相比4月份的預測再次下調了0.1個百分點。“稅收政策的確能夠促進創新創業。稅收政策要更有針對性，要重點放在創新方面。”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很多人認為，技術創新可以帶來新的機遇，但要實現創新的經濟效益，需要通過一系列鼓勵創新的稅收政策來鼓勵研發開支，促進創新企業走向成熟等。

　　樓繼偉表示，中國也正通過兩方面的努力使稅收政策能夠更好地支援創新發展。一方面，通過營改增，把金融業、建築業、物流業等行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不僅有利於專業化的分工，也為創新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另一個是研發所得稅加計扣除，中國破除了過去的一些障礙，如政府研發的投入可以作為實施單位的收入，可以作為激勵股權，使他們能夠獲得股權等。

　　在加大稅收政策對創新支援的同時，與會專家還認為，不能僅僅依賴稅收政策。稅收政策能夠直接或間接地與創新相關，但創新是一個涉及多層面的問題，需要體現政策的多樣性。

　　“通過稅收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做起來並不容易。”南非財政部長戈登認為，不能僅僅局限于稅收制度改革，他希望能夠聯動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改革來提升當前人們對貿易和投資的信心。

　　加強稅收確定性拉動貿易增長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稅收政策正成為企業跨國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但是，各國稅制向更為複雜的方向發展，加之國家之間、企業之間的競爭需要等，對稅收處理的確定性和一致性提出了挑戰。

　　“在制定相關稅收政策時，我們的出發點是讓歐洲公民感受到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確定和可延續的稅收政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歐盟委員會相關專家的發言獲得了多方認可。

　　對於如何建立稅收確定性，美國財長雅各布·盧認為，應注重長效機制的建立，而不只是只看短期效應和追求“立竿見影”。“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資中，特別希望稅收政策發揮助力作用。這就需要革新稅制。”他認為需要加大力氣打破國家之間的稅收“壁壘”，這需要通過G20合作機制，以解決雙重徵稅和互不徵稅等讓人“頭疼”的難題。

　　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馬克西姆·奧謝金認為，稅收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財政不可持續性。“由於俄羅斯油價降低，財政赤字已經達到3.5%。為了解決這樣的不確定性，俄羅斯首先改進市場的可預測性，通過3年計劃為政府解決財政、稅收問題。”他説。

　　“在保證稅基一致性和穩定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往往有弱勢群體承擔了很高的稅負用於補貼富裕人群，這樣的風險應該如何避免？”澳大利亞財政部長莫裏森表示，在銜接貧富人群之間稅收收入時，該國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考慮到了政策的可持續性。“對於處於初創時期的企業，我們加強了公共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讓這些企業在創業初期不必承擔過多的稅負，這就需要對處於貧富兩個階層的企業，乃至人群所繳納的直接稅收進行調整。”莫裏森説。

　　“我認為稅收政策和管理的確定性是確保稅收包容性的基石，並在促進一國投資增速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我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加拿大財政部長比爾·莫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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