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首次舉辦稅收專題研討 都有哪些"幹貨"

　　佔全球經濟90%、佔全球貿易80%的G20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秩序的討論決策，將影響著全球經濟的走向。7月23日，在四川成都開幕的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吸引著全球的矚目。因為，這次會議，將在前兩次會議達成結構性改革共識基礎上，化身“行動派”，重在提出落實政策的舉措，並力求克服改革遇阻形成的“拖延症”。

　　作為大會的重頭戲，23日上午召開的稅收高級別研討會，就是G20層面首次舉辦的稅收專題研討，而且“幹貨”頗多。如何使國際稅收合作更加公平高效、如何發揮稅收“溢出”效應促進創新驅動、如何增強稅收確定性拉動貿易增長……在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中，各國財長和國際經濟組織代表紛紛表示，G20將在完善全球稅收治理上發揮引領作用，通過建立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體系，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體系

　　當前，全球經濟處於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週期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轉型的關鍵時刻。

　　“G20國家需要加強溝通協調，凝聚政策共識，引導市場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與透明度，增強財政政策的有效性，營造政策環境支援關鍵領域結構性改革，推動全球經濟復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稅收是全球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經濟規則協調的重要內容，是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産品生産模式、企業組織形式、國際貿易模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原有國際稅收秩序面臨嚴峻挑戰。“G20各國應探討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稅收秩序，促進國際稅收協調與合作。”對此，樓繼偉提出四大主張。

　　一是密切關注全球稅收發展動向。“G20各國應當站在全球高度，加強對稅收領域的戰略性、宏觀性、機制性問題的研究，確保各個經濟體實現財政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樓繼偉説。比如，繼續推動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計劃和稅收情報交換的落實工作，有效打擊國際逃避稅；在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推動進一步完善國際稅收制度體系等。

　　二是不斷深化國際稅收合作。在堅持已有稅收合作機制的基礎上， G20各國應思考在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上開展國際稅收合作。樓繼偉進一步分析表示，如消除稅收政策制定和實施中的稅收歧視，減少稅收不確定性；再如，減少國際間雙重徵稅，防止互不徵稅，有效遏制逃避稅，為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掃清障礙。

　　三是持續加強稅收能力建設。“經濟全球化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對稅收徵管能力建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自身稅收能力不足的情況，加強發展中國家稅收能力建設對於推動全球平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樓繼偉提出建議，第一，G20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稅收政策領域技術援助，有效整合項目資源，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能力。第二，要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稅收規則中話語權，持續加強國內資源動員能力，增進社會福祉。

　　四是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樓繼偉闡述説，堅持稅收中性的原則，把稅收政策的重點放在營造公平的環境、創造公平發展機會上面，在保持財政收入可持續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包容性發展。同時，合理設計稅收政策，更有效地促進創新，促進新型業態、新型商業模式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能。

　　發揮稅收“溢出”效應促進創新驅動

　　在全球經濟增長低迷之時，各國都希望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創新和創業，讓全球擺脫新平庸，實現新的經濟增長。

　　就在幾天前的7月1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度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測：2016年將增長3.1%，2017年將增長3.4%。這相比4月再次下調了0.1個百分點。“稅收政策的確能夠促進創新創業。稅收政策要更有針對性，要重點放在創新方面。”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很多人認為，技術創新可以帶來新的機遇，但要實現創新的經濟效益，需要通過一系列鼓勵創新的稅收政策來鼓勵研發開支，促進創新企業走向成熟等。

　　樓繼偉表示，中國也正通過兩方面的努力使稅收政策能夠更好地支援創新發展。一方面，通過營改增，把金融業、建築業、物流業等行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不僅有利於專業化的分工，也為創新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另一個是研發所得稅加計扣除，中國破除了過去的一些障礙，如政府研發的投入可以作為實施單位的收入，可以作為激勵股權，還有一些政策來激勵研發機構和研發者，使他們能夠獲得股權等。

　　“大家一直以為鼓勵創新就是要給予稅收優惠，但事實上，稅收徵管排在第一位的應該是公平，這樣才能減少對資源配置的扭曲。”樓繼偉以中國今年對跨境電商開始徵稅的改革舉例分析，此前對跨境電商稅收很低，貨物從國外過來比中國國內的增值稅還低，這打擊了國內相關的研發和製造活動，“這很不公平”。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子商務零售額增長28%，實體店零售額只增長8%，也能夠佐證這一觀點。

　　“稅收政策在支援創新創業的同時，也需要避免政策優惠造成的不平等現象擴大。”拉加德的這一觀點，得到廣泛認同。

　　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及社會政策統籌部長、代理財政部長尚達曼認為，稅收優惠政策也需要“門檻”。“對處於初創期的中小企業減稅的確更有利於他們的發展，但同時也要對減免額度設定上限，避免出現政策濫用的情況。” 尚達曼表示，稅收政策在制定時不僅要關注到中高收入階層人群，更應該關注貧窮人口。尚達曼特別提到，埃及在進行營改增的過程中把貧窮人口必須消費的商品的稅費減除了，而新加坡也通過提供對應發票的形式，減免了這部分商品的稅費。尚達曼説，設計好稅收制度，才有利於更好地激發創新的活力。

　　在加大稅收政策對創新的支援的同時，與會專家還認為，不能僅僅依賴稅收政策。稅收政策能夠直接或間接地與創新相關，但創新是一個涉及到多層面的問題，需要體現政策的多樣性。

　　“通過稅收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做起來並不容易。”南非財政部長戈登認為，不能僅僅局限于稅收制度改革，他希望能夠聯動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改革來提升當前人們對貿易和投資的信心。

　　樓繼偉也提出了一個改革難題：數字經濟徵稅。“一是他們越來越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有既得利益的阻礙，二是對其徵稅技術上很困難。”樓繼偉強調説，要對數字經濟徵稅首先要完善監管。“現在大家希望賦予稅務部門很多職責，但稅收不能代替監管，監管需要先行跟上，徵稅才能成為可能。”他説。

　　加強稅收確定性拉動貿易增長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稅收政策正成為企業跨國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但是，各國稅制向更為複雜的方向發展，加之國家之間、企業之間的競爭需要等，對稅收處理的確定性和一致性不斷提出挑戰。

　　“在制定相關稅收政策時，我們的出發點是讓歐洲公民感受到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確定和可延續的稅收政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歐盟委員會相關專家的發言獲得了多方認可。

　　對於如何建立稅收確定性， 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則認為，應注重長效機制的建立，而不只是只看短期效應和追求“立竿見影”。“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資中，特別希望稅收政策發揮助力作用。這就需要對稅制進行革新。”他認為需要加大力氣打破國家之間的稅收“壁壘”，包括解決雙重徵稅和互不徵稅等讓人“頭疼”的難題，這需要通過 G20合作機制，去引領稅收改革，更好推動和加強對競爭性刺激的影響。

　　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馬克西姆·奧謝金則認為，稅收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財政不可持續性。“由於俄羅斯油價降低，財政赤字已經達到3.5%。為了解決這樣的不確定性，俄羅斯首先改進市場的可預測性，通過三年計劃為政府解決財政、稅收問題，並通過加強支出管理。”他説。

　　“在保證稅基一致性和穩定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往往有弱勢群體承擔了很高的稅負用於補貼富裕人群，這樣的風險應該如何避免？”澳大利亞財政部部長莫裏森表示，在銜接貧富人群之間稅收收入時，該國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考慮到了政策的可持續性。“對於處於初創時期的企業，我們加強了公共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讓這些企業在創業初期不必承擔過多的稅負，這就需要對處於貧富兩個階層的企業，乃至人群所繳納的直接稅收進行調整。” 莫裏森説。

　　“我認為稅收的確定性是確保稅收包容性的基石，稅收政策和稅收管理的確定性，在促進一國投資增速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我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據加拿大財政部長比爾·莫諾介紹，加拿大在進行稅收政策調整時基於三方面立場：對經濟發展不會産生過多影響、確保政策持續穩健、防止後續政策調整過密。為了確保各個企業在社會競爭中的公平性，加拿大注重增加預算和稅收的透明度，對特定稅種，通過公佈草案的形式聽取民眾的意見，在稅制調整中，避免“一刀切”現象出現，確保稅制改革的平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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