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良性互動 施助困境兒童

　　近年來，我國保障兒童權益的法律體系逐步健全，廣大兒童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生存發展環境進一步優化。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兒童因家庭經濟貧困、自身殘疾、缺乏有效監護等原因，面臨生存發展和安全困境。日前，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強調綜合運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安全保障等政策措施，分類施策、精準幫扶，為困境兒童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環境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決定針對困境兒童面臨的突出困難和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加強困境兒童分類保障，建立健全困境兒童保障工作體系。

　　專家指出，《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在我國兒童福利制度發展史上具有繼承性、拓展性意義，標誌著我國兒童福利保障範圍由棄嬰、孤兒向困境兒童拓展。

　　首次全面規劃困境兒童保障制度

　　《意見》強調，要以促進困境兒童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問題導向，優化頂層設計。對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表示，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觀念往往將兒童單純地看作是受教育對象。《意見》的出臺，從基本原則、保障內容等方面，搭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困境兒童保障體系。在理念上突出堅持以兒童權利為本的思想，強調兒童本身的權利和人本意義，強調兒童的生存和發展，強調兒童的全面需求。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喬東平認為，《意見》是我國目前面向困境兒童最全面的兒童福利政策文件，整合了現有與困境兒童相關的兒童福利服務、社會救助、醫療保險、醫療救助、教育保障、監護等政策，是一種綜合性的制度安排，且重視各項制度的銜接。

　　據介紹，近年來，我國落實困境兒童生活保障，建立了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有效保障了全國50多萬名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的基本生活，並將符合條件的兒童納入城鄉低保和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制度予以保障。同時，建立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病醫療救助制度，積極引導慈善資源，為困境兒童提供醫療保障。

　　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良性互動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目前我國在困境兒童保障方面仍然面臨著政策落實方面的現實挑戰，不僅需要資金支援，更需要服務支援，但目前基層鄉鎮政府和村（居）委會相關專業服務人員嚴重不足，特別是困境兒童較多的欠發達地區缺少社會服務機構和社工，其社區工作人員的力量也較薄弱。

　　對此，《意見》針對困境兒童生存發展面臨的突出困難和問題，從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強化教育保障、落實監護責任、加強殘疾兒童福利服務五方面提出具體措施。

　　“兒童保護領域適合大力發展專業社會組織。”佟麗華指出，在《慈善法》為中國社會組織發展帶來空前機遇的背景下，《意見》進一步強調了社會力量參與困境兒童保護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孵化相關社會組織，建立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良性互動機制等具體舉措，這將有助於促進社會力量參與困境兒童保護，儘快培育現代社會組織。

　　《意見》指出，構建縣（市、區、旗）、鄉鎮（街道）、村（居）三級工作網路，在縣一級建立強制報告、應急處置、評估幫扶、監護干預等機制，在鄉鎮一級建立困境兒童資訊臺賬，在村（居）民委員會設立兒童福利督導員或兒童權利監察員。喬東平認為，《意見》使地方政府在兒童福利的人財物配置方面有了政策依據和要求，從而解決“最後一公里”的服務遞送問題，有利於促進社工機構的發展和基層兒童福利服務的落實。

　　“困境兒童家庭可能面臨多種困境導致難以盡責，各地政府需要在兒童福利服務方面投入更多資源，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特別是每個縣至少要有一家服務困境兒童的專業社會組織，在該社會組織至少有10名專業工作人員，以此為基礎，逐步發展‘百千萬’的志願者。”佟麗華説。

　　家庭監護責任不可替代

　　《意見》指出，要強化家庭是撫養、教育、保護兒童，促進兒童發展第一責任主體的意識，大力支援家庭提高撫養監護能力，形成有利於困境兒童健康成長的家庭環境。

　　“政府加大對困境兒童的保障力度固然重要，但是家庭需要承擔的責任同樣不可替代。現代監護制度的關鍵是平衡父母和國家的權利與責任。有條件的父母必須積極履行監護職責。在國家加大對困境兒童保障力度的同時，對於那些侵害孩子權益或者怠于履行職責的父母也要加大追責力度，這是兒童權益保障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佟麗華説。

　　《意見》明確，對於失去父母、搜尋不到生父母的兒童，納入孤兒安置渠道；父母被行政拘留或涉嫌犯罪被採取刑事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兒童、服刑人員或強制隔離戒毒人員的缺少監護人的兒童，有關執行機關要協助委託親屬或機構為其提供臨時監護；生父母或收養關係已成立的養父母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兒童合法權益，要依法追究其責任；此外，父母沒有監護能力且無其他監護人的兒童或者父母被撤銷監護人資格、法院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的兒童，要由民政部門設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承擔監護職責。

　　佟麗華指出，此次《意見》從上述4個層面強化和完善了困境兒童的監護制度，在強調家庭盡責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對困境兒童的監護職責，對保護困境兒童合法權益具有重大意義。

　　“《意見》明確規定了政府部門、群團組織、社會力量對困境兒童的職責，也明確了替代監護的責任主體和相應程式，各部門的工作內容和工作路徑寫得比較具體實在，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加強。”喬東平認為，《意見》強調資金保障與服務保障相結合，這將有利於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進一步落實，特別是可以做好預防工作，避免有關極端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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