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解決“破産難”須完善頂層設計

　　儘管溫州在通過破産程式化解産能過剩上作出了探索，但也同樣反映出企業“破産難”、《企業破産法》實施難等一系列問題。“溫州樣本”能否在全國複製推廣？加快出清“僵屍企業”的關鍵在哪兒？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破産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

　　記者：溫州通過簡化破産程式，提升破産服務效率，在處置“僵屍企業”方面作出了探索，您認為“溫州樣本”在全國是否具有借鑒意義？能否複製推廣？

　　李曙光：目前，包括溫州在內，不少地方都在積極探索通過破産程式化解“僵屍企業”問題。值得肯定的是，這些探索對推動我國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出清“僵屍企業”、化解産能過剩有著積極意義。

　　但也要看到，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準差異較大，各地政府的能力、財政狀況等均有差別。相對而言，東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比産能過剩嚴重、重工業集聚的中西部，在解決“僵屍企業”問題上更有優勢。也就是説，把一地的經驗直接簡單複製到另一地難度較大。

　　在目前的一些探索中，一些地方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手段處置“僵屍企業”，這是當前化解産能過剩的重要原則，也是在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和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必須要堅持的。

　　記者：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在調結構、去産能過程中，必然有大量的市場主體要退出，您認為加快出清“僵屍企業”的關鍵在哪兒？

　　李曙光：最關鍵的是頂層設計，是破産制度的完善。

　　在供給側改革中，制度的供給一定要跟上。經濟改革的推動力最終來自對市場發展的需求。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及問題的解決辦法必須在改革中尋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在於提供市場化的制度供給。

　　在所有的市場經濟制度中，破産制度是最為重要的制度，可以説是市場經濟的憲法和基本法。債務的及時清償，或者説債權的有效實現，是商業活動得以繼續流轉和市場信用的基礎。

　　然而，我國《企業破産法》實施9年來的情況並不理想。從數據看，2007年《企業破産法》實施後，破産案件數量不升反降。2006年，全國各地法院受理的破産案件尚有4253件，但2007年至2013年，全國企業破産案件受理數量分別為3817件、3139件、3128件、3567件、2531件、2100件和1998件。案件數量呈逐年下降的態勢。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統計，近年來，從市場退出的企業每年在70萬至80萬家左右，這表明企業主要是通過行政上登出、吊銷程式退出的。

　　記者：您認為企業“破産難”、法律實施難究竟難在哪兒？該如何解決？

　　李曙光：破産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破産法難以實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企業破産法》本身是不完整的，破産制度的適用範圍並未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同步。我國尚未建立起個人破産制度。缺乏個人破産制度容易導致債務人由於缺乏債務清理機制，陷入債務泥潭不能自拔，再沒有翻身機會。第二，地方政府干預企業破産。一些地方政府害怕破産案件多會帶來社會不穩定，或出於政績需要，干預企業破産或繼續對企業進行輸血，導致地方法院受理破産案件難，還佔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向市場釋放錯誤信號。第三，法院受理破産案件的積極性不高。破産案件一般較為複雜，審理週期長，費時費力，法官辦理破産案件動力不足；破産案件對於債權清償的執行也很困難。第四，市場缺乏專業隊伍。在破産管理人的選任上，《企業破産法》規定可以由有關部門、機構的人員組成清算組或者依法設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産清算事務所等社會仲介機構擔任。儘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産管理人名錄並從中通過搖號方式選取破産管理人，但政府機構主導的清算組卻是實踐中的主要模式，這就造成了破産程式的運轉專業性不強，擠壓了市場仲介組織發揮作用的空間。

　　建議啟動現行《企業破産法》的修改程式。一是擴大適用範圍，建立個人破産制度。在破産法中有必要規定允許事業單位的破産，並對其作出規制。二是明晰法院角色，激發市場活力。建立專門的破産法庭；取消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權力，改由債權人會議任免，由人民法院認可；重整中，債務人自行管理由法院批准改為債權人會議批准，法院對重整計劃的審查權應予限制。三是建立破産管理局，推動法律的實施。建議《企業破産法》增設一條關於破産管理局的規定，由其作為國務院直屬的一個政府部門來負責推動破産法的實施，管理破産方面的行政事務，從而理清政府職責。四是規定重整前程式，降低交易成本。建議在《企業破産法》“重整”一章中增加重整前程式即庭外重組和預重整的相關規則，允許債務人以自願重組為目的進行庭外談判。五是設立“金融機構破産”專章，明確相關條例上位法源。（記者 陳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