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糧食連年豐收，與此同時，出現糧食産量、庫存量以及進口量“三量齊增”的現象，糧食收儲“小馬拉大車”困局凸顯。破解“三農”難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供求拼圖”錯位：托市量激增凸顯收儲之困

　　從2013年開始，我國糧食收儲形勢越來越複雜，最突出的是面臨生産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局面。然而，“三量齊增”，相對於需求，還是有缺口。

　　“國內糧食的缺口只有400億到500億斤，但是光是一個大豆的進口就1600億斤，説明我們的缺口裏面只考慮數量是不行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2月27日舉辦的“2016中國三農發展大會”上表示。

　　糧食“供求拼圖”的錯位，讓鎮守“天下糧倉”的中儲糧感受到了最直接明顯的壓力。

　　2013年以來，由於宏觀形勢變化、糧食價格倒挂，社會企業收購積極性大幅下挫，國家政策性收儲成為解決農民賣糧需求的主渠道。據中儲糧公開發佈的數據顯示，2013年政策性收購8326萬噸，2014年達到1.25億噸，2015年更是創下1.8億噸的“天量”，以每年近50%的速度激增。越來越多的糧食不是進入市場，而是涌入國家庫存。

　　一邊收購激增，一邊銷售不暢。而中儲糧目前的倉容十分有限，遠遠達不到政策性糧食的收購規模。連續多年巨量收購的壓力、上萬家委託企業的監管壓力、資金運作監控和露天儲糧的安全管理壓力等，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儲糧的體系能力。前兩年，人們稱中儲糧是“小馬拉大車”，現在堪稱“小馬拉火車”了，嚴重超負荷運作。

　　“三個倒挂”：托市收購政策亟待改革

　　糧食收儲面臨的問題與托市收購政策改革密切相關。12年來，我國糧食托市收購政策面臨的市場形勢發生了變化，糧食托市收購政策未來應何去何從？

　　1998年，中國糧食産量迎來20世紀最高豐産年，年産量達到10246億斤。由於糧食過多、糧食流通體制性問題突出，造成庫存壓力、財政虧損壓力巨大，國家決定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並明確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方向。

　　隨著糧食市場的全面放開，價格信號在逐步引導供求平衡。2004年開始，國家推出了一系列糧食生産保護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開始實行托市收購制度，對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按照定時、定價、定區域設定最低收購價，為農民種糧提供托底保障。

　　專家指出，托市臨儲政策在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保障農民獲得合理收益，以及成功應對國際糧食危機衝擊等方面起到了關鍵支撐作用。從2004年至2015年，我國糧食産量穩步提升，實現了“十二連增”，農民收入也實現持續較快增長。

　　形勢不斷發生深刻變化，從2008年開始，隨著農産品成本加速上升，為保障農民種糧收益，國家連續6年大幅提高托市臨儲收購價。以玉米為例，臨時收儲價格已由初始的0.70元/斤上漲到2014年的1.12元/斤，提高了60%。

　　與此同時，國際市場糧價震蕩下行，我國糧食收購價格在政策支撐下漸漸脫離供求基本面，形成了所謂的“政策市”，出現産銷區、國內外、原糧成品糧價格“三個倒挂”，出現了政策性收購量畸高、糧食進口攀升、下游加工企業生存艱難等現象，運作了十餘年的托市政策亟待調整。

　　優化佈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難題

　　當前，糧食收儲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改革現有糧食收儲模式，發揮市場主導作用，保持國庫合理庫存，構建多渠道流通收購渠道，調動企業收購的積極性，保護好農民的利益，已成為公眾對糧食收儲改革的共識。

　　專家表示，解決糧食供求和收儲難題，關鍵就是優化農業生産結構和區域佈局，改革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難題。

　　對此，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啟動實施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穩定水稻和小麥生産，適當調減非優勢區玉米種植。擴大糧改飼試點，加快建設現代飼草料産業體系。在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與市場需求相適應、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産結構和區域佈局。

　　中國糧食經濟學會研究員丁聲俊建議，面對托市收購的複雜局勢，除國家有關部門落實騰倉並庫措施外，建議強化地方政府落實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採取調動多元主體收購積極性的硬措施，緩解國家托市收購政策實施壓力，在抓好糧食收購和流通中發揮應有作用，在改革過渡期防止農民賣糧難，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奠定堅實基礎。

　　專家表示，破解糧食收儲難題，要改革改善糧食收儲體系，讓市場充分形成糧食價格，讓政府對農業糧食補貼與糧食價格形成分離，讓農民種糧多收益，這是發展現代農業、改革糧食收儲體系的關鍵所在。

　　(本報記者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