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作品“通俗傳遠”和“關風動人”的前提，唯有靜心凝氣、銳意創新一途

　　《九層妖塔》票房7億元收官，算是喜人。縱觀近年國産電影，以2012年《泰囧》票房12.67億元為標誌，3年來國産電影突破10億元者，大多屬“囧”“妖”類：2013年《西遊降魔篇》12.46億元、《大鬧天宮》10.46億元；今年七月，《捉妖記》上映10天票房即達12.75億元，刷新塵封兩年半之久的《泰囧》紀錄。

　　對此，主流輿論過慮和主流文藝心理失衡，其實都不必要。人類歷史上，但凡國泰民安、經濟繁榮，文化藝術的精神需求必然旺盛而多元。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描述繁盛的都城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但習歌舞，斑白不識干戈，“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當下正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繁榮時期，文化藝術的盤子夠大。況且單純的感官娛樂並不等於持久健康的精神快樂，文藝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不僅在轟動當時，更在於傳之後代。因此，以代表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為己任的主流文藝，大有可為。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近年來主流文藝作品難見“高峰”，主要癥結在於未能深刻體察並切實遵循文學藝術的內在規律。傳播力影響力的式微，不能歸咎於別人的強大，只是因為自己的缺失。在這方面，我們的主流文藝的確應當放下身段，虛懷若谷，與那些被視為“大眾化”的作品切磋互鑒。

　　宋人話本《馮玉梅團圓》有言：“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就是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對文藝內在規律進行的概括。明代著名短篇小説家馮夢龍寫作 “三言”，也以此自勉。任何文藝作品，必然蘊涵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等內核。但訴諸形象思維的文藝，不同於訴諸邏輯思維的哲理，其對於世事的剖析和對於善惡的褒貶，唯有寄寓于動人的故事和情感的力量，才能將教化引導的訴求，有如春風化雨般浸潤人類靈魂。

　　不過，凡是能夠名于當代、傳之後世的文藝作品，所訴諸的，非止作者的個人之事和個人之情，而是與人民大眾同其悲慼與歡樂。這就要求我們的主流文藝，不僅要與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還必須運用人民群眾習用慣用、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加以呈現，才能真正發揮文藝的魅力。春秋時期，楚國藝人優孟“為孫叔敖衣冠”（即裝扮成楚國名相孫叔敖模樣）在宮廷中表演，才得以把孫叔敖之子的窮困之狀上達楚王；號稱“滑稽之雄”的西漢東方朔，以“庸人誦説”的方式詼諧諷諫，“故今後世多傳聞者”，“童兒牧豎，莫不炫耀”；唐代詩人白居易，其《長恨歌》、《琵琶行》中的文士才情，不僅名聞中土，更是遠播東瀛。但是為了更好地替百姓立言，卻故意運用底層百姓的淺俗語言寫成《新樂府》五十余首，《賣炭翁》即為其中的代表作。所以，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絕不是思想和風格上的“低俗”，而是鮮活生動和貼近社會現實的代名詞，這是提高主流文藝作品傳播力影響力的必由之路。

　　社會生活從來都是千姿百態，人民群眾的精神訴求無比豐富，因此，人云亦云的照搬和千人一面的雷同，客觀表現是社會生活與人民情感的狹窄和枯燥，主觀層面則體現著創作者的慵懶與浮躁。這樣的文藝作品，即便借用了“通俗”的形式外殼，也與鮮活生動的本質要求相去甚遠。

　　的確，文藝作品“通俗傳遠”和“關風動人”的前提，唯有靜心凝氣、銳意創新一途。胡適《白話文學史·引子》説：“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對於一部作品而言，只有“不肖”他人，才有自己的價值。同為抗戰題材，《亮劍》生動刻畫了獨特的八路軍團長李雲龍形象，所以對革命軍人的“亮劍”精神，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詮釋；同為諜戰題材，《潛伏》憑藉合理有趣的人物關係、曲折生動的故事敘述和絲絲入扣的細節照應，從而引發大眾的圍觀熱“追”。

　　可見，即便將社會效益置於首位，主流文藝同樣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和良好的經濟效益，關鍵是要在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的有機統一方面下真功，見實效。當今資訊時代，沒有傳播力就沒有影響力；對於文藝作品而言，沒有藝術創新也就難談政治性和教化作用。我們的主流文藝應當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