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確立發展重點任務舉措，首先要辨明大勢、把握大局，認清我們所處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這是一個大判斷。準確理解這個一分為二的判斷，對於我們把握“十三五”發展的大邏輯，主動適應環境變化，主動全面深化改革，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徵

　　未來五年，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這是中國繼續發展的外部有利條件。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一）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

　　國際環境變化趨勢和基本特徵繼續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大勢。一是經濟全球化整體趨勢沒有改變，世界各國經濟聯繫不斷加深，利益也進一步融合，面對共同挑戰、維護和平共謀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將有利於世界經濟在調整中曲折復蘇。二是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繼續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20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産總值佔全球比重將大幅提高，這有利於推動國際治理平等化、民主化。三是文化多樣化受到更多尊重，各國堅持探索自身發展道路，展現更多制度和文化自信，發展模式多元化態勢增強。四是社會資訊化深入發展，資訊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世界範圍流動，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人類“地球村”、命運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有利於促進人類共同發展。

　　（二）對我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和挑戰上升

　　國際金融危機自身演化的邏輯還沒有走完，隱含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根本解決，産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持續顯現。一是經濟低迷成為全球經濟新常態。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損害了世界經濟原有的增長格局和增長機制，新的增長動力沒有形成，經濟復蘇仍主要依賴政策刺激。發達經濟體債務去杠桿等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政策刺激又産生和積累新風險。新興經濟體受自身結構性問題和發達國家政策外溢影響，風險增多，處境艱難。世界經濟貿易增長低迷，各國競爭加劇，保護主義抬頭，外部需求不足的狀況不會有明顯起色。二是技術和産業大變革背景下國家競爭力不進則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蓄勢待發，未來五年到十年，資訊、生物、新能源、智慧製造等領域可能産生大範圍技術進步和産業形態變化。高端人才、技術水準等決定著這些新興産業及其價值鏈分工佈局，勞動力數量等傳統要素地位下降。我國既面臨迎頭趕上的機遇，也不排除因發達國家技術優勢強化，我與其差距拉大、傳統産業面臨被技術性淘汰的風險。三是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強化。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貿新規則制定，提高智慧財産權、勞工、環境保護、政府採購等方面標準，並向服務貿易和跨境投資拓展，對全球貿易投資發展格局將産生深刻影響。國際貨幣和金融監管體系正在改革重構中，主導權爭奪十分激烈。新興經濟體面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規則制定的難得機遇，但由於自身能力總體偏弱，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仍處於不利地位，短期內提升實質性話語權面臨突出挑戰。四是各類安全威脅增加。一些國家貧富差距、失業等問題嚴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抬頭，引發社會動蕩和國家間衝突，有可能産生較大外溢作用，給所在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帶來嚴重衝擊。同時，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能源資源、糧食、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上升，都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産生潛在威脅。五是大國合作競爭關係更為複雜。主要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方面全方位較量加強，大國關係在動態博弈中角力制衡，新干涉主義持續上升，地緣政治關係複雜多變，熱點問題持續發酵。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發生變化，一些國家對我遏制和施壓等不利因素可能上升，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安全形勢更趨複雜。

　　二、“十三五”時期我國國內環境的基本特徵

　　我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未來發展前景持續光明，這是由發展的長期支撐條件決定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了明顯的趨勢性變化，中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風險挑戰，國民經濟將經歷調整轉型的考驗。

　　（一）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

　　一是我國産業體系、基礎設施等物質技術基礎比較完備，人力資本豐富，總儲蓄率持續處於較高水準，具有進一步推動發展的較好條件和雄厚基礎。二是我國“大國經濟”的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巨大，有13億多人口的內需市場，正處於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階段，中等收入群體正在崛起，消費結構升級孕育巨大需求，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存在可觀發展空間，有利於培育形成發展的強大動力。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更加明顯的制度優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將不斷釋放更多的制度紅利和發展潛力，宏觀調控體系持續完善和能力進一步增強，能夠有效應對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各種困難和挑戰。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更加明顯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處於傳統動力弱化而新動力生成的調整期，面臨經濟下行和轉型升級雙重壓力，週期性和結構性雙重矛盾特徵突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升級，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一是原有低成本要素優勢逐步減弱。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是充分利用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發揮後發優勢的結果。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人口老齡化加快，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下降，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將不斷上升，依賴低成本要素大規模投入的粗放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塑造新要素競爭優勢的緊迫性大大增強。

　　二是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創新能力不強、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帶動力偏弱問題凸顯；産業結構不合理、産能過剩問題突出；城鄉與區域發展還不夠平衡，中西部同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依然很大，老少邊窮地區仍存在大量貧困人口。這些結構性矛盾已經開始拖累經濟發展，並將制約經濟持續發展後勁，埋下經濟風險隱患。

　　三是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我國能源資源瓶頸制約加劇，主要能源和礦産資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水資源等短缺問題不斷顯現。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城市空氣品質不達標，水和土壤污染加劇，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生態問題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四是經濟運作潛在風險增多。經濟增速換擋，下行壓力加大，使得經濟運作中的矛盾和風險“水落石出”，逐步顯現。企業經營效益下滑，財政收支壓力加大，地方政府、産能過剩行業等債務大幅增加，銀行不良資産上升，虧損企業退出帶來失業壓力加大，一些區域和行業面臨困難增多，都加劇了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五是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治理能力建設相對滯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仍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充分，社會保障體系有待繼續完善，收入差距較大，消除貧困任務艱巨等問題突出。在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深刻變動、社會管理環境深刻變化的新背景下，社會矛盾和衝突易發多發，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實現共用發展的緊迫性大大增強。此外，人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設有待加強，領導幹部思想作風和能力水準有待提高等，也是制約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合看，“十三五”時期，世情、國情深刻變化下的時和勢總體于我有利，我國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發生深刻變化。它不再是依靠原有要素低成本優勢、依賴規模擴張外延發展的機遇，而是通過提升教育和人力資本素質、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機遇；不再是單純依靠擴大出口、吸引外資加快發展的機遇，而是擴大內需、實現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的機遇；不再是依靠簡單加入全球産業分工體系發展的機遇，而是發揮大國影響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保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主動發展的機遇。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的這些變化，既增強信心，堅定不移地執行既定的長期發展戰略，又主動適應環境變化，及時主動進行必要的策略調整，開拓進取，奮發有為，將機遇和潛力化為現實，將風險和挑戰化為動力，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

　　三、用好戰略機遇期必須加快推動改革創新

　　“十三五”時期，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過關期和重要窗口期。轉方式、調結構是拖不起、繞不過的陣痛和難關，窗口期意味著機遇稍縱即逝。要把握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係，增強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一是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和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要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得中國經濟進步的經驗和成果得以制度化與法治化。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視凈化市場環境、約束政府行為、激發企業家精神，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增強微觀主體活力。要在更高水準上推動新一輪擴大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新優勢，積極參與全球産業分工和價值鏈重組，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改革和全球公共産品供給，與世界結為更緊密利益共同體，促進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二是加快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上來。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抓好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發揮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強産權和智慧財産權運用和保護，健全創新的激勵機制，打通創新全鏈條和各環節，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産業活動，讓創新人才先富起來。營造寬容開放的創新氛圍，培育全社會創新意識和精神，建設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著力構建産業新體系，推動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帶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更多依靠資源節約和迴圈經濟推動，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後勁。

　　三是加快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係，增加居民收入，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減緩和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加大公共産品提供力度，創新公共産品提供方式，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回應百姓關切，努力做好就業創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扶貧攻堅、食品藥品安全和安全生産等領域民生保障工作。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共建共用的包容性發展機制，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