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已發佈半月有餘，這一政策掀起的輿論漣漪仍在擴散。相對於社會各界對水、電、油、氣、交通運輸等領域的火爆熱議，農口卻顯得較為平靜。

　　“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用市場來調節供需，這是大趨勢，沒人能阻擋。”業界專家指出，輿論之所以熱，是因為這些領域的改革會涉及部門壟斷，會觸及很多利益集團。農業本身的産業特性決定了它很難形成利益集團，因此相對於那些熱點領域，農産品價格機制改革更容易破題。

　　“未來3—5年，農業一定要改，一定會改，而且是大改。”中國人民大學農産品價格專家毛學峰説。

　　我國農業面臨價格和“黃箱”政策天花板

　　毛學峰告訴記者，我國農業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是農産品國內外價差太大，目前進口農産品完稅後的價格都比國內低30%—40%。我國農産品價格高，在市場上就缺少競爭力，這就導致洋貨入市，國貨入庫。

　　以玉米為例，目前我國臨儲玉米結余量在1.5億噸的水準。據國家糧油資訊中心預測，我國新季玉米産量有望達到2.32億噸，再創歷史新高。如果考慮期初庫存，我國玉米結余量將超過2億噸。“這麼大的庫存量，到2020年庫存玉米都不見得能消化完”。毛學峰説。

　　業內專家指出，高價收購的農産品如果要順價銷售，財政就要背負很大的負擔。如果銷不出去，就會變成陳化糧，就會砸在政府手裏。

　　洋貨已經給我國農産品的價格封了頂，但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還不止於此。

　　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黃箱”政策補貼不能超過農業産值的8.5%。“根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已經逼近上限了。”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楊軍表示。

　　依據WTO規則，那些對生産和貿易産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為“黃箱”政策，WTO成員國必須對其進行削減，包括價格補貼，行銷貸款，面積補貼，種子、肥料、灌溉投入補貼等。楊軍指出，持續以“黃箱”政策支援農業，它的負面作用會日益凸顯。特別是容易導致農民對增收的預期將從農産品的市場狀況轉向政府的補貼政策，政策的有效性逐步降低。“市場機制是調節供需最有效的方式，對農産品價格直接干預，這就相當於把市場機制這只手給綁住了。”

　　“價格天花板、‘黃箱’政策天花板，這都不是什麼新問題。”楊軍舉例説，上世紀80年代，美國也曾直接干預農産品價格，也曾因國際農産品市場供給日益充裕而導致出口乏力，面臨沉重的財政負擔。在外部壓力的驅動下，美國對農業的支援政策從“黃箱”逐步轉為“綠箱”，如市場資訊支援、科技研發、農民培訓等。“WTO規則對‘綠箱’政策並沒有約束。美國不是不支援農業了，而是支援的方式更隱蔽了。”

　　“保證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國家穩定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國一定要支援農業，但需要根據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狀況和貿易環境來制定更為科學、更為有效的農業發展和支援政策。從長遠看，我國的農業支援政策也應當從‘黃箱’轉向‘綠箱’。”楊軍説。

　　農産品的生成成本和流通成本都在漲

　　毛學峰指出，農産品的價格由生産成本和流通成本組成。伴隨著我國農業生産規模的擴大，這兩部分成本都在增加。

　　他解釋説，在生産環節，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和土地市場逐步發育與完善，每畝雇工費用伴隨著農民工工資上漲很多，每畝地本身租金成本漲500元到1000元不等。

　　“在流通環節，農産品運輸不超載不掙錢，如果超載被罰，這些費用都會體現在農産品的價格上。”毛學峰認為，成品油價格、交通運輸價格等的改革對農産品最終價格的形成也會産生影響，但這些改革推行的難度比較大。

　　“討論農産品價格，還有一個問題常常被忽視：在城鎮化過程中，由於房價上漲所帶來的農産品價格的增長。”毛學峰對記者説，房價上漲一方面讓務工人員的房租成本上漲，另一方面也推高了銷售農産品的攤位費。

　　很多業內專家認為，我國農産品價格調整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但毛學峰表示，如果我們抓不住影響我國農産品價格形成的關鍵因素，沒有採取有效措施，農産品成本的持續增加將不斷刺激農産品價格上漲，一旦最終價格高於配額外完稅後的進口農産品價格，那麼我國農業將面臨嚴重衝擊，棉花和糖可能遭受的衝擊最大。

　　毛學峰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規模化。“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一部分農民會轉移出去，留在城市成為消費者。農民身份的轉換將帶來資源的重新配置。當農民擁有的土地等資源達到一定數量，他們的收入就會提高。在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中，對於資源配置的調整慢了一些。”他説。

　　怎樣進一步提高農業政策的有效性

　　“我國實行農業保護政策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保障糧食安全，另一個是增加農民收入。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度’。”楊軍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加快，雙邊及區域化自由貿易進一步拓展。開放是我國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同時，中國人口眾多，隨著經濟發展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不斷提高，農産品生産成本較高，統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口低價、優質農産品以滿足我國消費者日益多樣化和高品質農産品需求，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楊軍認為，在開放的格局下，可以通過構建更為完備的國際貿易體系來促進世界農産品價格穩定和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相對於此，怎樣進一步提高農業政策的有效性則在當前顯得更為突出和緊迫。

　　“不同農産品之間有替代性，通過進口限制等措施來保護某個農産品，往往會導致有替代性的、沒有進口限制的農産品進口量大幅增加。”楊軍舉例説，近兩年雖然玉米進口受到限制，但是同樣可以做飼料的大麥和高粱進口卻猛增。在便宜進口玉米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企業會選擇稍貴的其他農産品來替代。“這是一個次優選擇，我國付出了相對較高的社會成本。不能單個地、獨立地管理農産品，而要把它放在一個綜合系統之中進行全面管理，形成一個更為有效、高效的支援體系。”

　　“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人們對農産品品質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但現在我國的收購價對不同品質的農産品並沒有嚴格區分。”楊軍指出，我國農業發展走出困境的關鍵是促進農業增值，如農業結構調整、農産品品質提升等。這是我國未來農業支援政策的重點。“我國未來的農業支援政策應當是推動發展和結構升級，而不應是養懶。”

　　今年秋收以來，我國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市場收購價格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玉米價格跌幅高達30%。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一個信號，我國的農業支援政策會加速調整。毛學峰認為，一定要分清中央和地方的責任。除了小麥、稻穀兩大口糧，其他都應當逐漸放開，另外地方政府應當為所轄地區農産品市場的穩定做出貢獻，嚴格規定地方政府價格的干預範圍，督促地方政府為主導産業建立行業發展基金，為地方産業健康發展提供風險基金支援，切實避免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預。

　　楊軍強調，“我國玉米的臨時收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保障東北農民增收，但收入的持續提升不是簡單地通過補貼農産品價格對農業進行保護就能實現的。如果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政策，應當儘早告知農民，讓他們對玉米價格的調整有合理預期，從而能夠主動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