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

　　近日，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在北京揭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5部長篇小説獲得該項殊榮。這5部獲獎作品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説創作的思想高度、藝術水準，體現出中國當代文學繁榮發展的態勢。

　　《江南三部曲》展現豐富的歷史樣貌

　　《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組成，是格非深入思考並描寫100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知識分子等問題的系列作品。

　　小説《人面桃花》講述清末民初江南官宦小姐陸秀米與時代夢想、社會劇變相互糾纏的傳奇人生。格非以他一貫的優雅和從容，將一個女子的命運與近代中國的厚重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簡單寫出了複雜，通過清晰描述了混亂，通過寫實達到了寓言的高度。《山河入夢》寫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夢想和社會實踐。小説以感人至深的夢想為我們最深處的絕望拉上了帷幕。《春盡江南》則對準了當下中國的精神現實。小説通過描寫詩人譚端午和律師龐家玉這對漸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邊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際遇和精神求索，廣泛透視了個體在劇變時代面臨的各種問題，深度切中了我們時代精神疼痛的癥結。總之，《江南三部曲》從清末民初一直寫到當下，格非在堅守藝術性的同時，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具有時代對應性的敘事，由個人、家庭擴延至社會和歷史，生動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內在精神的衍變軌跡。

　　《這邊風景》獨好

　　《這邊風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39歲時完成的新作。小説以新疆農村為背景，從公社糧食盜竊案入筆，用層層剝開的懸念和西域獨特風土人情，為讀者展示了一幅現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圖。同時，也反映了漢、維兩族人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真實生活，以及兩族人民的相互理解與友愛共處，帶有歷史沉重的分量，又將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極為生動，懸念迭生，矛盾衝突集中，獨具新疆風情，情節精彩，語言機智幽默。小説的結構獨具匠心，在每個章節後都設計了“小説人語”，用79歲高齡的王蒙今時今日的角度去適時點評和闡述39歲王蒙當時的創作和思考，形成“老年王蒙與中年王蒙”的對話，為這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添加了現代感和時代感。

　　王蒙在書的後記中寫到，“這是從墳墓中翻了一個身，走出來的一部書，從遺體到新生。”《這邊風景》曾被雪藏在櫃櫥裏近40年，直到王蒙78歲那年，才被兒子王山無意中翻找了出來。當時正值妻子崔瑞芳離去，塵封之作重見天日，勾起了王蒙無限感懷。在《這邊風景》的首頁上，王蒙還特別寫下了這樣的獻詞：“紀念我的初戀情人，我的終身伴侶，與我共同經歷了這一切的一切，並一再鼓勵我寫下了此作的永遠的崔瑞芳吾愛。”

　　《生命冊》書寫生命的萬般情狀

　　《生命冊》是李佩甫繼《羊的門》、《城的燈》之後，“平原三部曲”的巔峰之作。李佩甫習慣於從中原文化的腹地出發，書寫平原大地上土地的榮枯和拔節于其上的生命的萬般情狀。在他的筆下，鄉村與城市、歷史與現實、理想與慾望並置，其試圖從中摸索出時代與人的命運之間的關聯。《生命冊》中主人公“我”，是一個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知識分子，一個“背負土地行走的人”。一路走來，“我”的身份從大學老師、北漂者槍手、南方股票市場上的操盤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藥廠負責人。“我”是一個有著一切自省者的特點和帶有知識分子尊嚴的人物，自始至終都在默默地觀察和審視著周圍的一切。整個小説從“我”的視點出發，把“駱駝”、“老姑父”、“梁五方”、“蟲嫂”等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際遇、不同命運遭遇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串聯起來。從這樣一個個典型人物身上，從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可以看到城市與鄉村之間紛紛擾擾的世界，看到中原大地上50年來生長著的苦難和血淚。

　　《生命冊》中，既有對20世紀後半期政治運動中鄉民或迎合或拒絕或游離的生存境況的描摹，亦有對鄉人“逃離”農村，在物欲橫流的都市誘惑面前堅守與迷失的書寫。而民間世代相傳根深蒂固的意識已經植入“背著土地行走”的“城裏人”的靈魂記憶中，為“城裏人”在新的價值觀面前的迷茫和困頓提供了某種意義上的反哺和滋養。

　　《繁花》開在大地上

　　作為《上海文學》的編輯，金宇澄以滿紙滬語完成了一部描寫上海市民生活的長篇小説《繁花》。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對話與繁密的故事情節為主的長篇小説。35萬字的篇幅裏，一個上海，兩條故事線索同時推進：從上世紀60年代到“文革”結束；從80年代到新世紀初。幾個上海男人貫穿始終——阿寶、滬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輪番登場——蓓蒂、淑華、梅瑞、李李……“文革”前後的底層生活暗流涌動，有滋有味；90年代聲色犬馬，流水席裏觥籌交錯，活色生香，人情澎湃。趙麗宏評説它是一部非常接地氣的作品。

　　眾多評論都談到了這部小説的語言特色，這的確是《繁花》的最新穎之處，即巧妙運用傳統“話本體”的語言表達。全書以滬語行文，對話不分行，標點簡單，句子短而細碎，少鋪陳，乾淨利落，不動聲色中將上海30餘年驚心動魄的蛻變忠實呈現。

　　《黃雀記》用香椿樹街影射整個世界

　　與文學世界貼近當下現實、關注社會熱點不同，在《黃雀記》中，蘇童延續自己小人物敘事風格，重回其一生寫作的“文學原鄉”——香椿樹街，用讀者熟悉的“蘇式”文筆風格書寫一段愛與傷害交織的青春殘酷、心靈成長故事，也是一個“關乎罪與罰，關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黃雀記》講的故事並不複雜，基本就是一樁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青少年強姦案引發的命運糾結史。主題涉及罪與罰，自我救贖，絕望和希望，甚至有讀者反映説自己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味道。

　　在蘇童的小説世界裏，“香椿樹街”與其説是物理意義上的，不如説是精神意義上的。“我寫它倒不是説要讓這條小街走向世界，對我來説，我是把全世界搬到這條小街上來。它是我一生的寫作地圖。”“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結合是新的。事實上，香椿樹街的故事，換個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經營這樣一個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換句話説，我虛構的香椿樹街這個小小的世界，幾乎可以反射、影射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