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行漸遠的農業稅

　　我國從西元前594年開徵農業稅，到西元2006年徹底免除農業稅，剛好2600年。作為一個農耕大國，“皇糧國稅”一直牽動著國家的興衰。今年是免除農業稅的第十年，回顧“農業稅”的歷史，也有助於我們了解2000多年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歷程。——編者

　　春秋：“初稅畝”承認土地私有化

　　春秋時期魯國在宣公十五年（西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按照耕種面積徵稅）的田賦制度，今天看來是極其平常的稅制，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重大革命。因為這種稅制第一次承認了土地私有化。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國有制。井田制後期，由於農業生産力提高，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出現了公田和私田並存的情況。私墾田不向國家納稅，實行按畝收稅，不論公田私田，一律按農業産量的10%收稅，這就增加了徵稅的面積，也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適應和促進了新生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後來，齊國對此進行了改革，實行“二歲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的政策，靈活收稅，不至於讓農戶的負擔過重。這是我國土地私有制早期的基本稅制。

　　兩漢：輕徭薄賦休養生息

　　西漢以後，我國的農業稅逐漸完備，成為整個封建時代的賦稅制度的藍本。當時的稅、賦、役分開徵收。從徵稅對象上説，是財産稅和人口稅的結合，從徵稅形式上説，是實物稅、貨幣稅和勞役稅的結合。西漢早期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所以農業稅比較輕，初期的稅率為農業收穫量的十五分之一，後來減少到三十而稅一，遇到天災或國家慶典，可減免田賦。

　　但是除了田賦，漢朝人還有花樣繁多的人口稅和徭役，14歲以下要交兒童稅，15歲以上要交成年稅，商賈加倍。女子16至30歲不出嫁，還有晚婚罰款。徭役有更卒、正卒和戍卒，是強制性勞役和兵役，前者可以納錢代替。

　　魏晉：“均田制”按田畝交稅

　　東晉時期是封建社會早期試行按財産徵稅的一次改革，取消了按戶徵稅而是完全按田畝面積計稅。這對無地少地的農民是比較合理的，但由於常常發生大地主逃稅，國庫空懸，不久又恢復了人口稅。

　　北魏初年，鋻於中國北方長期戰亂，人民流離失所，戶口遷徙，田地大量荒蕪，國家賦稅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為保證國家賦稅來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農民向政府交納租稅，並承擔一定的徭役和兵役。這叫均田制，與均田制相適應的稅制是租庸調製度，租是農業稅，庸是勞役稅，調是實物稅，以一夫一妻為徵稅單位。由於在均田時耕牛和奴婢的佔有多少也予以考慮在內，因此對耕牛和奴婢也都徵稅。

　　唐代前期也實行均田制，但稅額較北魏低，而唐代婦女一般不受田不課稅，所以唐代稅制是以成年男子為納稅單位的租庸調製。後來開徵了地稅，規定耕地畝納二升，小米、麥、稻各依土地所産，儲之州縣，以備凶年。天寶年間，土地兼併到了肆意氾濫的地步，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賦稅制度已經完全癱瘓。

　　唐代：“兩稅法”嘗試取消勞役徵派

　　西元780年，唐代著名的理財家改行“兩稅法”，這是歷史上農業稅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其影響所及，沿用到此後一千年的清代。由於這種稅制要求納稅人（主要是農民）每年在夏秋兩次納稅，所以稱為兩稅法。課稅的項目主要是地稅和戶稅，取消了勞役徵派。地稅按田畝奈米、麥，每畝奈米（麥）五升至九升五合，戶稅按貧富等級來定稅額多少。兩稅法規定不論官吏豪富都要納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唐王朝的財政收入。另外，它把此前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都納入兩稅之中，減少了稅吏從中勒索的機會。

　　從唐後期，歷五代至兩宋，降至明清時代，賦稅制度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但本質上還是在唐代兩稅法的大框架下進行的，但在正稅之外，還有一些雜稅和徭役，這些作為輔稅而設的徵派常常成為酷吏貪官敲詐農民的藉口。於是萬曆九年（西元1581年），內閣首輔張居正把正稅（田賦）、雜稅和徭役合併為一，稱為“一條鞭法”，將賦、役平行徵收改為賦役合一，“一概徵銀”。到這時，勞役制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一政策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人口的合理流動。

　　歷史發展到清代的雍正皇帝坐朝的時候，稅制還是沿襲唐代“兩稅法”的基本框架。清初稅法最大的弊端是，政府在法律上賦予有權勢功名者及其家庭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這個享受免稅的富有階級越來越大，以至到後來連普通的鄉紳、吏胥和生員都鑽進了免稅之列，於是鄉村中就出現“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的極不合理的現象。雍正的改革被稱為“攤丁入畝”，就是把過去按人頭徵收的“丁銀”攤到田賦上，一律按田畝數量徵稅。它的實質是向有田産的富有者加稅，向歷來享受免稅待遇的權貴徵稅，而無地的佃農，就不需向國家交納賦稅了，沿襲幾千年的人口稅被取消了。後世有人評説，中國近幾百年來人口增長加快，與雍正的取消人頭稅有關。

　　民國：田賦一度成為地方財政收入來源

　　民國早期，對農業仍採用田賦徵收的制度，到民國後期，設立了包括田賦在內的土地稅體系。1928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將田賦收入劃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田賦徵收制度由各省在中央制定的原則條款下自行制定。基本是一年分為兩次（上忙、下忙）徵收。稅收負擔各省都有差異，南方稅負高於北方。地方的自治、公安、保衛、衛生、教育、築路、水利等所需均攤入田賦附加當中，農民的負擔是很重的。直到1934年清查逃稅土地，整頓田賦徵收制度，才有所減輕。1941年，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支援前方抗戰，國民政府將田賦徵收權收歸中央，並且實行直接徵收糧食，對戰爭期間保證軍隊和後方居民對糧食的需要有很大的積極作用，能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但是，地方官員採用大鬥浮收，壓級壓價等手段中飽私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