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正在推進中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正遭遇著“卡脖子工程”。

　　大不相同於以往的歷輪稅制改革，新一輪稅制改革是以建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匹配的現代稅收制度作為目標定位的。正因如此，儘管它所涉及的內容涵蓋了“六稅一法”——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産稅和個人所得稅以及稅收徵管法，但基本的行動路線，從一開始就鎖定於通過間接稅和直接稅比重的此減彼增而對現行稅制結構進行優化調整。

　　若將間接稅和直接稅分別視作此輪稅制改革行動的兩翼，可以非常清晰地發現，迄今為止，在為期近兩年的稅制改革進程中，兩翼的行動規模和頻率頗不均衡。間接稅一翼的進展相對順利，以“營改增”的推進為主線索，去年一年的間接稅減稅規模已經達到1918億元。照此計算，倘若今年將“營改增”推進到全國所有行業的計劃不變，那麼，由此實現的間接稅減稅規模將可能超越4000億元。與此同時，直接稅一翼的行動則十分艱難，無論是房地産稅的開徵還是個人所得稅邁向綜合製的調整，均處於“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境地，甚至連成熟的實施方案都未能見到。

　　兩翼改革行動的非均衡狀態，不僅直接障礙著此輪稅制改革的推進進程和目標實現，而且肯定難以持續下去。鋻於基本完成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重點工作和任務的時間表已經臨近，更鋻於基本建立現代財稅制度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我們不能不為此而憂心忡忡，不能不為此而深入反思。

　　減稅易而增稅難，固然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但在中國的表現，則基本轉化為減間接稅易而增直接稅難。這樣一種可類比為“卡脖子工程”境況的形成，同中國的稅情、國情特點密切相關。

　　第一是認識上的盲區。由於歷史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當前的中國，不少人往往只知有直接稅，鮮知有間接稅。即便在所謂社會精英層，與此相關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曾有政協委員將饅頭售價中含有13%的增值稅當作重要發現而發出質疑之聲，更曾有人大代表多年來一再將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所謂“起徵點”當作幾乎唯一的涉稅議題而提交“兩會”。再如，作為迄今此輪稅制改革中動作最大、涉及現實中國第一和第三大稅種的“營改增”，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意義顯然不容小覷。但它所引致的關注度，不僅遠遠低於現實中的個人所得稅所謂“起徵點”，而且遠遠低於尚在議論中的房地産稅。

　　第二是理念上的誤區。同樣是由於歷史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很多人眼中，甚至包括部分官員和學者，常常把間接稅比重高當作中國稅收制度的優越性一味推崇。正是在這樣的理念誤區中，不僅以往稅制改革的順利推進被解釋為間接稅比重高的結果，前些年稅收收入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長被歸結為間接稅比重高的好處，就連中國稅收收入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也被同間接稅比重高挂上了鉤。間接稅既然被“高看”到如此地步，直接稅的優點自然難以進入視野。即便勉強進入了，也難以被擺上相應位置，更難以與間接稅比肩而行。

　　第三是稅制安排上的慣性。對於納稅人而言，直接稅的徵收形同“割肉”，間接稅的運作常在不知不覺之中，這幾乎是人所共知的有關直接稅和間接稅特性差異的基本常識。不過，除此之外，在當下的中國，還有一種特殊的稅制安排發揮著特殊作用。有別於世界通行的間接稅稅制格局，中國現行的間接稅“隱身”于價格背後，稅與價混同在一起。稅收與價格既不實行分列，對於間接稅的感知便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對於商品和服務價格水準的反應。這雖然是從計劃經濟年代沿襲下來的稅制安排，並非是始自1994年的現行稅制的新做法，但作為一個必然結果，人們對於直接稅的變動異常敏感、而對間接稅的增減麻木不仁，也屬不言而喻之事。

　　第四是稅收徵管上的軟肋。也是由於歷史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稅收徵管格局一直可用“間接＋截流”加以概括。所謂“間接”，即是指它基本上只適於徵收間接稅，而不能適於徵收直接稅。所謂“截流”，即是指它基本上只能徵以現金流為前提的稅，而不能徵存量環節的稅。稅收徵管格局既然存在如此“軟肋”，它顯然難以適應徵收建立在綜合製基礎上的個人所得稅的需要，更談不到適應徵收以存量為基礎的房地産稅的需要。作為一種自然反應，遇難題而繞道走，或者因底氣不足而不輕易“接盤”，也就不足為奇。

　　第五是生不逢時的境遇。天時地利人和，當然是做事成功的必備條件。此輪稅制改革的啟動恰與經濟的持續下行相遇，這也給本來不易的直接稅改革徒增了困難。經濟的下行，自然帶來的是財政收入增速下滑和財政支出增速上揚。反映在財政收支平衡上，就是方方面面吃緊，財政處於緊運作狀態。不僅如此，越是經濟下行，越是財政困難，就越是需要社會穩定。故而，在此背景下，出於緩解財政收支壓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舉凡有可能進一步增大減收壓力、有可能引致人心浮動的舉措，便可能被緩行或暫時擱置。

　　上述各個方面的原因積攢起來，構成了當下困擾新一輪稅制改革進程主要瓶頸的現實圖景。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破除掉或化解掉這些瓶頸和障礙，無疑是當下必須納入視野，起碼在“十三五”必須致力於完成的中心任務。

　　為此，在當下的新一輪稅制改革進程中，能接地氣的病理分析，有針對性的政策抉擇，富有實效的實施路線，已經變得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才可能通過消除認識盲區、矯正理念誤區、疏導制度慣性、變軟肋為強項以及化壓力為動力等一系列舉措，求得“卡脖子工程”的成功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