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就沒有唐朝的科技繁榮。唐朝開國就採取開關弛禁、零商稅、零資源稅的“寬商利末”政策，逐步消除了束縛科技創新的制度障礙。

　　中唐以後，坊市限制被打破，商業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在稅制上，唐中期實行“兩稅法”改革，“唯以資産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更有利於營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使市場能充分發揮自發調節功能，各種創造發明能在市場上創造價值。同時，政府還運用稅收減免等政策，激勵生産者採用先進的科技成果。在技術人才上，政府逐漸取消了手工業技術人才的人身依附關係，採取雇傭的方式，解放了大量科技人才，他們的才能得以在市場中充分施展。採掘業向私人放開，極大推動了採掘技術的提高，煤炭的開採和灌鋼法的發明被稱作煤鐵革命，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煤鐵時代，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技術革命。

　　市場需求給了科技創新很大的空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新産品、新發明不斷涌現。紙、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四大發明都是前代就有的發明，又多次失傳，而直到宋代才有了應用的市場，如指南針廣泛運用於航海和軍事，技術也在市場運用中不斷改進，而真正鞏固下來。

　　唐宋時期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使很多人通過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産品致富，極大鼓勵了科技創新。如採用復種技術致富（《陸游集》）、擅養鯉魚而致富（《説乳》）、製造新藥致富（《清異錄》）等。在公私工場中，也以科技水準作為評價雇工的標準。在《澠水燕談錄》裏記載，宋代官營工場根據技術等級評價給予工資。

　　唐宋時期，産業集聚現象開始出現，如景德鎮的瓷器生産基地、成都的絲織業生産基地、徽州的造紙業生産基地、杭州的圖書出版基地等，都帶動了産業的創新升級。唐宋時期市場經濟的興盛也帶動了貨幣經濟的發展，邸店、櫃坊形式的金融産業開始出現，飛錢、便錢這樣類似匯票的金融業務萌芽併發展，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是在這個時候産生的。金融行業和金融資本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財富的集聚和各産業的擴大，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農業種植技術和農業機械的運用，使農業生産率得到很大提高，釋放出更多的土地種植經濟作物，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從事手工業和服務業。為了謀求更大利潤，冶鐵業不斷改進技術，發明出適應耕作過程各個環節的工具，並隨著中原市場飽和，不斷向邊緣地區推銷，促進了各地農業技術的進步和産業結構的調整。唐宋時期，農業內部的分化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作物種植的比重持續上升，工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産業結構的深刻變化也帶來了稅收結構的深刻的變化，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並持續上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工商稅比重最高的時期。在市場和科技的合力作用下，一些資源貧乏的地區也有了産業的升級，經濟得到發展。如徽州地區，山地崎嶇，耕作艱辛，所獲有限，但憑藉著技術創新，成為紙張生産基地，並帶動筆墨硯等文具産業全面發展。成都並非蠶絲的生産地，卻因技術領先，成為絲織業的重要基地。

　　（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