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為 “全球金融治理與金融監管改革”的陸家嘴論壇全體大會昨天上午舉行，來自全球的幾位嘉賓就金融市場改革以及金融風險展開討論，幾位嘉賓都指出，在金融改革方面，新興市場國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應該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比重。

　　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院長、加拿大中央銀行前高級副行長Tiff Macklem表示，需要改革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的失衡不是最主要經濟危機的原因，現在全球失衡得到了解決，而且人民幣也在慢慢崛起，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缺乏靈活度。中國央行講到會增加人民幣的靈活度、開放資本項下可兌換性，讓人民幣可以更廣泛地使用。看一下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現在需要G20達成共識，而且去運用這些宏觀審慎工具，包括資本控制。隨著人民幣越來越多地使用於貿易，漸漸成為一種國際貨幣的時候，有一個歷史性機遇，建立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來適應現代的危機後金融體系。

　　這不是一夜之間要發生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項目，但是明年中國領導下G20可以實現的，中國有很多世界上大的銀行，隨著人民幣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貨幣金融體系當中中國可以做到這一點，這對中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表示，2008年之後，在與發達國家相關的尤其是在微觀金融監管方面，全球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新興市場國家相關的一些金融機制，現在改革遠遠不到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3年夏天美聯儲宣佈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退出量化寬鬆政策，馬上引起一輪新興市場的匯率和資本市場的價格巨幅波動。同時跟這個相關IMF的投票權改革，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小的改革，中國投票權只上升了2%，很小的一點。這麼一個簡單的改革到現在為止美國的行政當局——白宮，還不願意送到議會去表決。所以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與新興市場國家相關的國際金融治理改革遠遠沒有到位。

　　英國前首相認為已有的機構太官僚，變得太懶惰。李稻葵認為現有的國際金融體制，比如説IMF為代表的，可能不僅僅是簡單的懶惰、惰性、官僚，主要的原因是這一輪2008年金融危機痛點在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痛點是從英國、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所以這一輪改革是針對大而不倒。金融資産怎麼評估、怎麼定價，這些改革進展比較快。痛點不在新興市場國家，所以與新興市場國家相關的痛點的改革並沒有推進。

　　提高新興經濟體比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Ravi Menon提出，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進展希望更有包容性，可以更加反映出不斷在變化中的一些國家經濟和金融的權重。現在新興世界變得越來越重要。從2000年開始可以看到新興經濟體佔到全球總市值的比例從7%上升到30%。

　　它可能會在未來佔到總市值的50%，到2020年的時候，特別是在亞洲新興經濟體已經是世界上最快的新興經濟體。新興世界體也增加了話語權和代表性。新興型經濟體轄區已經在FST當中佔到1/3的席位，以前是1/4，同時在FST標準委員會當中的代表性從2010年28%的水準上漲到現在32%的水準。

　　2011年IMF同意進行改革，主要增加新興經濟體代表性，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從而更好地反映現在的經濟情況。但是過了5年，我們可以看到改革仍然沒有進行很好的進展。現在恰恰需要一個非常強，而且運營良好的國際金融體系。

　　土耳其中央銀行副行長Mehmet Yorukoglu也表示同樣的觀點，他説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國際金融組織當中代表的比例比較低，當然現在我們的代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還有很大空間。新興市場經濟體還仍然面臨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的問題。比如借貸，對金融市場的準入，我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在這方面目前還沒有太多的進展。另外在包容方面，在儲蓄、借貸、投資，應該説空間還是非常大的，可以讓更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參與。當然現在面臨一個兩難境地，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快的包容；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包容必須要讓新來者（加入市場體系新來者）更加了解情況。比如説高流動性、利率水準，有些人雖然加入到體系當中，但是可能並不太了解具體情況。所以有些時候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世界經濟會看到高利率，但是低流動性。這些人對此都沒有太多經歷。在2011年對新興經濟體的包容性只有41%，現在已經達到了54%，短短幾年中已經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

　　風險需要最優化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Phupinder S.Gill，建議新加坡監管局不要完全模倣美國的一些做法。它在實施法案時缺乏一些平衡，希望亞洲可以採取更均衡的做法，中國在風險管理方面也要充分利用這些機會。現在亞洲有一些獨特優勢，而且應該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所做的一些好工作繼續開展下去。以後發達國家的問題也會在亞洲國家出現，我們要及早做好準備。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Myron Scholes教授提出三個誤區要注意：第一，給某個國家提供更多的債務，會讓這個國家增長GDP。GDP增長了就可以有錢用新債還舊債，這可能是世界上主要的想法。第二，個人有一系列的保障，哪怕沒錢也要提供這些保障。通過各種社會保障項目，所謂保障就是保證養老金等等，就必須要通過債務去支援。第三，降低匯率能夠帶來一個國家的增長。

　　但是如果忽視通過債務、通過信貸來增加出口的話，這個債最後都要還的，對一個國家並沒有好處，所以對債務要正確理解，這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信貸應該是投資的附産品，而不是驅動因素，要能夠讓債務作為資本的成本，要有生産力。

　　所謂風險管理，並不是要把風險最小化，而是最優化。金融機構就必須要致力於到哪能夠採取，才能夠産生財富，從而進行風險管理。

　　市場會給我們關於未來的一些預期，市場可以對它做一些預測，比如在世界上現在就有期貨、期權市場，4%金融産品當中都有期權，而在中國也是要進一步開放自己的市場，能夠更多使用期權。

　　幾個禮拜之前我們説到中國市場上，特別是上海市場上的長尾風險就增加了。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用市場資訊告訴我們説現在和未來的風險是什麼，不用過度關注過去的風險。本報記者 連建明

　　本報記者 張龍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