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老年人口大國。目前我國老年人口正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50年，每3到4個中國人之間就將有一位是老年人。

　　“銀發浪潮”的快速襲來，讓許多人都措手不及。由於缺乏足夠的準備和科學的規劃佈局，我國養老機構在區域、服務結構上發展不平衡，一床難求和床位閒置現象並存，供需錯位，結構性矛盾突出。近日，記者就養老院床位難求究竟難在哪兒作了深入調研。

　　未備先老 需求陡增

　　“方莊社區共有戶籍人口10萬人，其中老年人就有兩萬多”。在北京市首個商業社區——方莊社區，記者了解到一個細節，作為文化活動先進社區，方莊社區擁有70多支文藝團體，其中90%都是由老年人組成的。

　　隨著城鎮化和老齡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養老矛盾越發突出。“由於過去的社區規劃中並沒有養老機構這一項目，因此早年間方莊沒有一家養老院。”方莊地區辦事處社區辦主任胥震告訴《經濟日報》記者。

　　其實，早在1999年，我國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與老齡化同步，而中國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中華醫學會黨委書記饒克勤指出。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的數據，大多數國家在進入老齡社會時，每人平均GDP約為1萬美元，而中國當時每人平均GDP僅有0.1萬美元。此外，在中國老齡人口的資産結構中，財産性收入僅佔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養。

　　與此同時，“中國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而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滯後於養老服務需求，可謂‘未備先老’。”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説。

　　根據民政部發佈的數據，我國的養老床位總數僅佔全國老年人口的1.59%，不僅低於發達國家5%至7%的比例，也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2%至3%的水準。儘管近年來全國各類養老機構發展迅速，床位數呈快速增長趨勢，但目前養老機構供給量與市場需求量仍有差距。截至2014年底，我國老齡人口已達近2.12億，佔總人口的15.5%；預計到205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35%。與“百名老人5張床位”的國際標準相比，截至2015年3月底，全國各機構、社區等養老床位合計584.0萬張，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27.5張，我國養老床位仍有不小缺口。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民政部發佈的數據顯示，預計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時，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所佔比重將達到18%，甚至更高。而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高齡老人、空巢老人的數量會急劇增長，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的數量也會快速增長。根據估算，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在2013年2300萬的基礎上，將增加到2020年的2900萬，2054年達到峰值1.18億；目前中國空巢老年人口占老年總人口的一半。未來，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突破70％；失能老年人口將從2013年底的3750萬，增長到2020年的4700萬，到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年即2053年，失能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1億。

　　供需錯位 缺口明顯

　　“天通苑有了養老院！”這個好消息一經曝出，立刻引發了大量關注。據悉，近日在天通苑街心花園南側200米處，一個圍著圍擋的紅色建築門口挂上了“天通苑國際養老機構”的牌子，不少居民專程前往一探究竟。

　　北京天通苑是全國乃至亞洲最大的社區，有40多萬人口居住在天通苑及周邊地區。然而，直到今日，這裡才建成了首家養老機構，與社區總人口數相比，180張床位的規模更是少得可憐。

　　而在方莊社區，直到2004年，北京金泰集團有限公司豐台區分公司經政府批准，使用了左安門橋東南角的一塊綠化用地建起了金泰福壽老年公寓，設立120個床位，方莊社區才有了唯一的一家養老機構。由於綠地性質所限，這裡甚至沒有污水排放系統，為老人端屎端尿成為了護工每日都必須要做的工作。

　　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個社區，發現絕大部分都未給養老機構的建設留下空間，而用地規劃一旦確定，就很難再有所調整。全國大部分城市都面臨著同樣的尷尬狀況。“由於缺乏科學的規劃引領，我國養老機構存在佈局不合理、服務設施功能不配套、服務品質不均衡等問題，由此造成了有些養老機構一床難求，有些養老機構床位閒置，區域性、結構性矛盾突出。”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説。

　　今年5月剛剛發佈的北京市第一部養老産業藍皮書提供的數據顯示，西城、東城、朝陽、海淀、豐臺5個區的養老床位缺口均在5000張以上，而昌平、大興、平谷、密雲、延慶5個區縣卻出現了養老需求不足、床位過剩的情況。其中，懷柔區養老床位的利用率僅有16.06%。

　　一邊是需求找不到供給，一邊是供給找不到需求，這個矛盾很難用“平均法”來解決。

　　“我熱愛養老這份事業，就想在家門口開個養老院，解決街坊鄰居的養老難題，可是在豐台區跑斷了腿也找不上一塊地方，郊區倒是能租上房子，可沒幾個老人願意住那麼遠啊。”金泰福壽老年公寓黨委書記蘇淑閣無奈地説道。

　　事實上，城鄉結構矛盾正是我國目前養老機構發展的首要矛盾。“城區養老機構緊缺，而郊區和農村養老機構總體上並不緊缺。2013年底，我國共有養老床位約500萬張，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25張。但是，這些養老床位的70%都在農村，而閒置的床位也大多數在農村。”全國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介紹道。

　　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除機構數量不足外，北京市的養老機構還存在城鄉分佈不均勻的問題，僅有三成多的養老機構設在城區，其餘都分佈在遠郊區縣。

　　除此之外，我國養老機構“東豐西瘠”、護理與非護理性床位比例失調等矛盾都十分突出。據《中國老齡産業發展報告（2014）》統計，從地域分佈情況來看，中東部地區養老服務機構數量較多；全國的養老機構中，87%的養老機構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為主要服務類型，僅有10%左右以提供護理康復為主，另外還有3%左右的機構以提供臨終照護為主要服務。而目前，我國失能老年人已達3500萬人，其中僅完全失能老人就有1200多萬人，護理型養老床位十分緊缺。“養老需求中，護理型養老是剛性需求，具有不可替代性。”吳玉韶説，“因此，在養老機構的發展中，目前最重要的是調整結構，要加大對護理型養老床位的投入力度。”

　　但實踐中，為了規避風險，很多養老院都不願意接收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此外，“護理型養老需要相對完備的醫療設施，需要距離大型醫療機構較近，便於緊急救助；需要離城區較近，便於家人探望”，吳玉韶説，“因此，養老機構發展，目前增加總量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調整結構。”

　　政策扶持 尚待到位

　　“一半以上的民辦養老機構收支只能持平，40%的民辦養老機構長年處於虧損狀態，能盈利的不足9%”。民政部2015年1月發佈的這組數據，讓人為養老機構的發展前景深深擔憂。

　　“我們養老院運營11年來，僅能保持收支平衡。”蘇淑閣告訴《經濟日報》記者，從全自理雙人間2700元的月收費，到臨終關懷4000元的月收費，這在北京市區算是很低的收費標準。作為國營企業，它們利用的是自有産權的改建廠房，省去了很大一部分開支，但即便如此，金泰福壽老年公寓的盈利也十分有限。

　　目前，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不少民辦養老機構將目光投向了高定價高標準項目。記者了解到，北京市某高檔老年公寓僅押金就需要一次性支付20萬元。另有報道稱，蘇州某老年公寓月租最低9800元，還要再收30萬元的醫療金。

　　實際上，主攻高端路線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在不久前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國際養老服務業博覽會上，一對老年夫妻告訴記者，他們就想找一家適合工薪階層的養老院。“不要檔次多高，只要設施齊備、乾淨衛生、收費合理就夠了。”可是，“這樣的養老院太難找了！符合我們條件的，早已經人滿了，剩下有床位的，城裏的太貴，便宜的又都在遠郊區縣……”

　　事實上，豪華養老院的經營狀況也並不樂觀。“我們的調研結果顯示，北京市高端養老項目的入住率大都在20%至30%左右。”全國工商聯房地産商會副秘書長劉若光説。

　　為解決養老服務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國家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國務院2013年9月出臺的《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明確，要完善投融資政策、土地供應政策、稅費優惠政策、補貼支援政策等，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培育和扶持養老服務機構和企業發展。包括將各類養老服務設施建設用地納入城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用地計劃，合理安排用地需求，可將閒置的公益性用地調整為養老服務用地；對養老機構提供的養護服務免征營業稅，對非營利性養老機構自用房産、土地免征房産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對符合條件的非營利性養老機構按規定免征企業所得稅，對營利性養老機構建設減半徵收有關行政事業性收費，對養老機構提供養老服務也要適當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養老機構用電、用水、用氣、用熱按居民生活類價格執行等。

　　但在實際操作中，民辦養老機構在申請補貼等優惠時，往往遇到流程複雜、標準不明等情況。政策雖好，但在“最後一公里”上的執行不到位，卻讓民辦養老機構無法真正享受到實惠。

　　在山西省孝義市兌鎮鎮，記者曾採訪過這樣一個養老院——它的開辦與維持全憑一位女大學畢業生王華稚嫩的肩膀，她無微不至地照料贏得了當地老人的信任，先後入住這所養老院的數十位高齡老人把她當成了親孫女一般。

　　然而，由於沒有政策的到位支援，全憑個人熱情的養老事業終究無法走遠。近日，王華無奈地告訴《經濟日報》記者：“貼的錢太多了，我苦苦支撐了4年，最終不得不選擇放棄。我比誰都難過。雖然捨不得那些老人，可是沒辦法……”

　　如果相關扶持政策能夠真正到位，千萬個“王華養老院”就會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而這樣有責任心、有熱情的創辦者，這樣適合普通大眾需求的養老機構才是廣大老年人真正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