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在華南師範大學的一席話引發熱議。他説，凡是科技人員得到了政府的資助，必須要盡一份科普的責任，不能光發論文。不少科技傳播人士期待，科學家和科學家組織積極運用新媒體，把科普帶入尋常百姓家。

　　在分析韓主席對科技人員新要求之前，不妨思考個小問題：我們為什麼需要科普？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早在2002年就已頒布，但政府有關部門近年來對科普工作的重視程度似乎與民眾對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關注程度更直接相關。科普似乎被寄望為政府回應與科技發展有關問題、駁斥科學“謠言”的主要手段。

　　回到韓主席對科技人員必須為科普盡力的號召，一個大膽的猜想是其背後的邏輯是認為若科技人員做好科普了，我們的民眾就有抵禦微信“第四多”——違背科學原理的生活常識，尤其似是而非的養生保健知識——的新武器，也能區分科學與偽科學，過好科學理性的生活了。這個邏輯看似行得通，但仔細推敲，每一步都很難成立。

　　讓我們從最後一個假設“民眾有了真科學，就能過好科學理性的生活”看起。國外的研究早已顯示民眾對科技的認識和喜好是豐富多元的。知識爆炸的年代，普通民眾對知識的獲取大多從“有用”和“有趣”兩個方面入手，然而，這兩個指標都因人而異。換言之，創客極客駭客醉心的問題與電視機前老人們熱捧的養生節目是截然不同的。也因此，國外學者近年來重新思考國民“科學素養”的考核指標。與是否知道化學元素週期表、相對論、人類基因組等相比，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維的能力或許更重要。

　　再看“區分科學與偽科學”。殘酷的現實是兩者之間的界限有時是模糊的。在發展迅速的生命科學、人工智慧等領域，今天的發現很可能就會顛覆昨天的討論。更讓人頭疼的是，當科學知識被撕裂、混雜再拼湊在一起時，哪怕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即刻辨析真偽，更不用説是被專業術語一下子搞暈的入門級人士了。

　　科技傳播，或者説科技的公眾參與活動是專業性、創新性都很強的工作，單靠科技人員遠遠不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從歐洲興起的對“科學與社會”的反思，甚至是“反科學”運動——從破壞轉基因試驗田到衝破實驗室解放實驗動物等——讓科學技術研究學者重新思考科學教育的內涵與意義。我們的同行在三十多年間，逐步扭轉著八十年代初科學近乎被推向民眾生活對立面的尷尬處境。科技傳播這一工作充滿挑戰，除卻科技工作者外，科學技術研究者、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大眾媒體、新傳媒，乃至政府有關機構與基金會等都跨界合作，推動科技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如上所述，科普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科普不應僅用來駁斥科學謠言。改變我們的工作理念、創新我們的工作思路與方法才能打開科學與民眾溝通交流的大門，才能讓民眾參與到科學生活、讓科學回歸社會。如果當前立馬要求科技工作者做好“科普”工作就有如要求醫生發表SCI論文一樣。這最後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壓垮很多已然超負荷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更何談讓他們出色地完成科普任務。即使這是我們培養新型科技人才的方向，也得給予時間、配給資源，幫助他們提高與民眾溝通交流的能力，做好互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