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發展方式、發展動力、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都將成為今後一段時期的“主旋律”。專家學者和基層幹部認為，未來五年加快轉型升級步伐，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又面臨“動力轉換”的現實壓力，須既立足當下又著眼長遠，正確處理發展速度和品質效益、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區域競爭與合作共贏三大關係。

　　發展速度VS品質效益

　　未來五年，我國工業化進程較快、創新驅動力較強的區域會進入轉型升級“快車道”，而對於中西部多數地區而言，將面臨加快發展與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尊重地區發展差異，處理好發展速度和品質效益的關係十分重要。

　　既要防止唯GDP、繼續追求高增長，也要防止“為了調結構而調結構、為了調速度而調速度”。轉型升級應根據各地不同發展階段與特點，出臺差異性政策，促進區域經濟健康發展。

　　另外，追求品質效益型增長，應高度重視“效率提升”，特別是提高投資效率。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郝福滿認為，消費和增長是負相關，擴大消費的同時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投資就必須要高效。從中國發展來看，提高産能和投資的效率，需要加快推動金融領域等部門的逐步開放。

　　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我國在基礎設施、環保、社保、安居等領域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如能切實改進投資提高效率，可以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

　　為了提高基礎設施投資效率，應該從城鎮導向轉為産業導向。湖南省改革辦專職副主任秦國文説，多年來各地基礎設施建設都以城鎮為導向，城市在哪，路就修到哪，目前這種基礎設施投資已經趨於飽和。作為未來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基礎設施建設應該轉為以産業為導向，比如在湘西，可以旅遊業為導向完善路網建設。

　　市長之手VS市場之手

　　專家認為，未來五年轉型升級進入攻堅階段，處理好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的關係十分重要，政府行為方式和導向應該加快調整，從而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

　　——經濟管理加快從“審批型”轉為“服務型”。基層幹部普遍認為，明晰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重在加快推進簡政放權，徹底打破“審批經濟”。基層發改部門幹部表示，應該根據“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的要求，真正把那些管得過死、卡得過嚴的審批權力交還給市場。

　　——考核“指揮棒”應該從重經濟總量轉為重經濟結構。“長期以來，各地對GDP等經濟指標的考核重總量輕結構，對轉型升級缺乏約束力”，西安石油大學西部製造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昭寧説，“作為轉型升級的導向，未來考核‘指揮棒’應該轉為重結構輕總量，促進地區之間、企業之間真正從比規模轉到比效益上來。”

　　陜西省考核辦專職副主任郭志英介紹，2014年陜西省年度目標責任考核已經突出結構調整優化，不僅降低了GDP增長率的分值，而且增設了第三産業增加值增長率、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增長率、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鎮化率等指標。

　　專家表示，未來五年，政府部門還應以科技資源、人力資源建設為重點，增強産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要素基礎，比如優化教育結構培養高水準的技術人員，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發展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等等。

　　——産業政策應從選擇型轉為普惠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長期以來政府部門制定産業政策時，往往對需要優先發展的産業實施一系列優惠政策，這種“選擇型”政策有利於少數産業非均衡發展，但往往顧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帶來新的結構失衡。

　　專家認為，部分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現狀已經説明，産業政策的負效應很大，政府一規劃，銀行貸款、基金、政府投資都跟著上，産能就容易過剩。從日本、南韓的發展歷程來看，進入工業化後期，産業政策既要逐步淡化，更要從選擇性轉向普惠性和競爭性。未來五年要發揮産業政策的作用，應該儘量減少對個別行業的傾斜配置，重點促進更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設施建設、共性技術研發、人力資本提升和消除産業發展的制度性障礙。

　　區域競爭VS合作共贏

　　“從‘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到長江經濟帶，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佈局正從平面佈局為主向平面佈局與立體佈局並重轉變，從主要著眼內部調整轉向國內外聯動轉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等專家認為，未來五年，區域佈局的優化將為轉型升級拓展騰挪空間，提供新的引擎。

　　——用好新型區域發展戰略應切實做到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提高資源和要素空間配置效率，而且將為我國生産力佈局的優化提供新的思路和範式。”陜西西鹹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軍説，“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例，考慮到三地處於同一個資源板塊，如果根據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人力資源、區位交通等條件，將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及核心功能中下端向更廣的區域疏解，將會産生廣泛的效應。”

　　——用好新型區域發展戰略須防止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比如，近幾年重慶、鄭州、西安、武漢、成都等地都開通了中歐貨運班列，運力超過需求，帶來重復競爭，有待於進行資源整合。

　　專家認為，過去各地競爭主要是比政策、比優惠甚至比“帽子”，各個部門也願意給地方“戴帽子”，導致實驗區、先行區等等氾濫，帶來了市場碎片化。未來五年，市場競爭應加快轉向品質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政策導向要趨向統一全國市場，全面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説，目前我國的區域發展規劃已達80多個，長期以來演化為地方政府主導的GDP競爭的重要載體，未來應該防止這種現象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