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告訴記者：“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關鍵的一點是要解決人往哪去的問題。我們需要有大量的中小城鎮，這裡的中小城鎮不是空間上的城鎮建設，而是從體制上認可的城市身份。這是我們在行政建制上最大的難題。必須立即重啟‘撤縣改市’，其重要性和緊迫程度一點兒都不亞於放開二胎。”

　　上述報道援引了國家統計局2014年的數據：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54.77%。這個數字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準，也低於每人平均收入與中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60%的平均水準。城鎮化確實需要加速，否則中國的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跛腳的——如報道所言，當你身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本土一線城市，會恍然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物質極其豐富的發達國家；但當你深入中國西南、西北等地區的偏遠村莊，卻會被那些地方的落後和貧乏生活震撼不已。而且，這樣的城鄉割裂現狀某種程度上還在加劇，也就是説，中國目前的城鄉發展不是齊頭並進，而是呈現出一種馬太效應狀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任其這樣發展下去，對社會穩定與和諧十分不利，解決之道唯有城鎮化——它可以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産業工人，讓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因稀缺而值錢，同時讓荒蕪的土地成為工業園區，讓農地的價值實現整體提升，進而實現農業産業化和現代化，最終縮小乃至消除城鄉差別，實現真正的“城鄉一體化”。

　　但是，城鎮化路徑的選擇難道只“撤縣改市”這一個選項嗎？城鎮化是可以靠行政手段作為主推力量來實現的嗎？誠然，在中國這樣的行政主導權力結構及社會動員體制下，政府要想辦成一件“大事”，基本上不費吹灰之力，但這樣做的後果卻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計劃經濟時代，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改革開放後，類似教訓亦不可謂不深刻（譬如行政干預造成大量産能過剩、土地荒蕪等）。城鎮化建設同樣如此，從根本上説，它是工業化和服務業産業化的一個自然過程，是市場孕育的結果，幾乎無須人為“推動”，行政之力在其中並不能成為根本動力，它只是一個服務者和規則維護者。

　　“撤縣改市”，提升縣級政府的資源配置能力，以實現城鄉一體發展。其初衷或許不錯，但本質上仍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和“行政萬能”意識。它一方面迎合了當事地方主政者的“升級”訴求和“擴權”衝動，也毫無疑問廣受當地民眾歡迎。據悉，目前全國已有165個縣的“撤縣設市”申報材料報國務院排隊待審批。問題是，縣改市後，縣城還是那個縣城，即便拔苗助長也不一定能很快成為真正的“市”。相反，行政擴權後，市場自發力量卻很可能會因之削弱，令城鎮化空有其表，資源被極大地浪費。

　　無論“縣”還是“市”，都不過是一個行政區劃名詞，而且縣向來就是比市（城區）大的。秦統一中國後，直至民國時期乃至我國台灣當下，縣都是省（包括古代的郡，現代的特別行政區、特別市、直轄市）直接管轄的行政區域，而市卻屬於縣所管轄的“小地方”。在日本，縣甚至是一級行政區，相當於中國的省。在美國，縣的地位跟中國古代差不多，屬於州下面的一級行政區。而中國現在的縣與省之間，卻隔著一個“地級市”乃至“副省級市”，“縣”低“市”一等。因此，“縣級”官員們才如此熱衷於當“市官”。

　　發達國家的市和鎮，大多被縣“管”著，但卻並未阻擋它們成為繁榮的現代都市；它們並不管轄若干個“縣”，卻也沒能阻擋周邊的農村與之“一體化”發展，讓你分不清哪是“城鎮”哪是“鄉野”，無非聚居與散居有別而已，其居民無論是生活品質還是精神狀態，都讓你分不清誰是“城裏人”誰是“鄉巴佬”。因此，誰還會熱衷於“撤縣改市”呢？

　　城鎮化不是“撤縣改市”這麼簡單。改革路徑對了，縣城也可以很摩登；路徑不對，“市”也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