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部最新數據顯示，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6%，農作物綜合機械化水準超過61%，品種對提高單産的貢獻率達到43%。儘管我國農業科技發展成效顯著，但農業科技力量佈局仍不盡合理、發展仍不平衡，科研評價機制亟待轉向，農業科技投入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

　　究竟什麼作物品種是好品種，好的品種誰説了算；科研成果如何能走進田間地頭，專家的試驗産量又如何成為農民大田的産量。這些問題促使我們深入思考我國農業科研體制改革的話題。伴隨《國務院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的落實，農業科技體制改革的蓋頭正在掀起。

　　農業科技佈局不平衡

　　農業科技佈局不合理的背後，是長期困擾農業科技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仍沒有解決

　　雖然農業科技投入總體逐年增加，但農業內部各産業投入卻不平衡。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説，長期以來，農作物尤其是糧食作物始終是科技投入的重點。雖然畜牧業、漁業的總産值已佔農業總産值的40%，但畜牧業、漁業的科技投入遠沒有與産業貢獻相適應。園藝等經濟作物的科技投入也一直難以滿足産業發展需要，與其在促進農民增收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匹配。

　　農業科技投入在生産環節的不平衡也很突出。儘管對作物新品種培育、病蟲害防控等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較多，但對農業資源環境、農産品加工、品質安全控制等投入的科技力量較少。中國工程院院士、水稻專家陳溫福注意到，全國水稻育種課題組有600多個，而水稻栽培課題組不足100個，其他農作物則更少。農産品加工科研起步晚，農業資源環境、品質安全控制等科研基礎則更加薄弱。

　　“國外農機産品有7000多種，我國農機産品約有3500種，其中僅10%左右國産整機的技術水準，達到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水準。棉油糖、果蔬茶種植和收穫機械化水準不足10%。”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一輩子從事農機科研。他表示，從農業學科領域來看，我國對農業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重視較多，但對農業資訊化、農業機械化技術等重視不夠。而農業資訊化、智慧農機等恰恰是下一輪農業科技革命的主戰場。

　　農業科技佈局不合理的背後，是長期困擾農業科技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仍沒有解決。農業科技資源分散低效、農業科技領域各自為戰等現象較為普遍，跨部門、跨區域、跨學科的資源整合與協同創新力度不夠。

　　數據顯示，發達國家農業科研機構穩定性科研經費佔科研投入的比重高達70%以上，競爭性科研經費不足30%。而我國對農業科技項目的投入不夠穩定，科研人員多忙於報項目，嚴重影響了在某一領域創新能力持續提升。由於競爭性科研課題比重較大，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逐漸淡化，不少精力耗費在課題資源的競爭上。

　　競爭過度、穩定不足是我國農業科研投入方式的弊端。中國農科院黨組書記陳萌山説，從中央到地方總計有300多個農科院，加上其他農業科研單位，總人數接近10萬，但機構、專業、學科設置重疊，“上下一般粗、左右一個樣”。目前，全國小麥育種課題組約500個，水稻育種課題組約600多個，玉米育種課題組800多個，課題組間的關係較為鬆散。農業科研平均資助週期僅為3年左右。這種“小而廣”、“短平快”式的農業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農業科研規律和農業産業要求。

　　科研評價機制亟待轉向

　　農業科研既要出論文，也要出解決宏觀問題的系統性方案，還要從微觀上提出具體的措施，為農業生産解決實際問題

　　記者了解到，目前，課題經費、發表論文、培育品種、獲得專利等仍然是農業科技人員年度考核、職稱晉陞和獎項推薦的主要指標。張桃林認為，目前農業科研評價導向偏離，亟待深化改革、完善評價導向，引導農業科技創新更加注重問題導向和産業需求。

　　“科研成果不能躺著睡大覺，以育種為例，我國育種力量長期集中在科研單位，多年來沿襲的育種模式是科研院所的教授帶著一幫學生的課題組制，育種效率低。”湖南省種子局局長周志魁告訴記者，必須推進商業化育種，解決科研和産業“兩張皮”的問題，實現育種由項目導向轉變為市場導向。

　　41歲的唐文幫是湖南農業大學教授，也是湖南希望種業的育種總監。2013年，湖南農業大學和希望種業簽訂了校企合作協議，公司每年給學校38萬元的技術合作經費，其中18萬元由唐文幫作為課題發展基金。唐文幫在完成教學、科研任務之外，進行品種選育等研發工作。對於研發成果，獨家經營權歸希望種業，銷售每公斤種子提成0.6元給學校作為品種權費。“在科研院所，我們的目標是完成課題、通過品種審定，不用考慮品種能否適合推廣。在企業，選育什麼品種要由市場和企業育種委員會説了算。在湖南，推廣上百萬畝的品種都出自種企。”

　　過去啟動科研項目大多根據科研條線和《科研指南》，現在指揮棒則轉向生産實踐。不久前，中國農科院聯合多家科研機構啟動了南方稻米污染治理協同行動。陳萌山説，農科院過去的科研項目都是在研究所啟動的，而這次走出實驗室，來到需求的最前線，充分體現科研項目的産業導向。

　　“既要把論文寫在SCI（科學引文索引）上，更要把論文寫在大地上。”陳萌山認為，SCI論文是要出的，畢竟機理研究要搞清楚。“總體看，我們提倡農業科研要‘頂天立地’，既要出SCI論文，更要出解決宏觀問題的系統性方案，為決策提供諮詢意見，還要從微觀上提出具體的措施辦法，為農業生産解決實際問題。”

　　“貴州啟動蔬菜、中藥材、肉牛等11個地方産業技術體系建設，基本實現對全省85個農業縣（市）傳統産業和優特産業的全覆蓋。”貴州省農委副主任肖榮軍介紹，貴州要求每個研發中心每年至少組織一次産業科技調研，找準産業發展關鍵技術難題；每個功能實驗室每年研究解決1至2項關鍵、難點技術；每個綜合試驗站的科技示範、技術服務工作覆蓋周邊3個以上的縣。

　　科技管理改革加速推進

　　必須大力推進農業科技管理改革創新，否則即使國家對科技創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難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

　　依靠管理改革推進農業創新是當前各國的普遍經驗。美國通過農業部在農業科技管理中的主導權、聯邦向州政府提供科研經費等方式，保證了全國農業科研一盤棋運作。以色列採取由全國農業科技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的科研體制，委員會由農業部、農業科研與技術推廣機構、農民組織的代表組成，制定全國農業科技政策。業內專家認為，我國亟待通過管理改革，搭建形成全國分工協作的“一盤棋”農業科研工作新格局。

　　中國工程院院士、水稻專家陳溫福説：“我一輩子搞農業科技，頭髮都搞白了。我覺得，必須大力推進農業科技管理改革創新，否則即使國家對科技創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難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他建議，建立健全決策、執行、評價相對分開、互相監督的運作機制，把科技力量配置由重復分散轉向科學分工與聯合協作相結合，把科技投入由過度競爭轉向穩定支援與適度競爭相結合，推進以産業發展為導向的科技要素優化組合，從而提高創新效率。

　　“湖北是農業科教大省，但不是農業科技強省，制約的瓶頸在於科研成果轉化缺乏活力。目前科技創新的主體集中在高校院所，只有32%的大中型企業有研發機構。”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王文童説，湖北出臺“科技十條”，創新研發經費的管理，創新項目資産管理，創新財政激勵方式，創新風險管理模式。

　　更大的好消息是，日前，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成立。這是國家級、省級和地市級三級農業科學院共同參與的全國農業科技創新協作平臺。中國農科院院長李家洋説，成立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是主動順應國家科技體制改革的要求，聯盟將聚焦基礎性長期性科技工作、農業生産關鍵核心技術、農業科技戰略前沿以及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等四大方向，打破部門、學科和區域界限，探索建立平台資源共用、高效協同的創新機制。